净旻法师:我的佛缘生涯

2018-05-03 09:46:42 发布:妙芳 人气:15667


清凉庵的佛法启蒙


我法名传照,字净旻,俗名杨峻,1968年12月出生于浙江舟山定海。


我的爸爸是外地人,早年就读于大连海运学院(今大连海事大学)船舶机械专业,毕业后来到舟山,在海军第4806工厂技术科工作,是位高级工程师。妈妈是定海本地人。我祖籍湖北江陵,爷爷奶奶都从事出版工作,早先出版社称“书局”,解放前他们供职的书局从重庆迁到上海,解放后成为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第一批编辑。


我的童年是在上海度过。1969年我随妈妈入住上海虹口区虬江路松柏里的爷爷奶奶家,后来一度爸爸借调到上海工作了好几年。虽然我学的第一门语言就是上海话,但上海邻居还是叫我“小宁波”;回到舟山,因为满口上海话,定海的邻居又叫我“小上海”,反正是两头不靠。

 
                                                        净旻法师与父亲
 

我的爸爸思想比较前卫,他学过三国语言——上大学时中苏友好,是苏联专家来教的俄语,后来中苏关系破裂,俄语用不上了,又自学英语和法语。尤其是英语学得好,曾天天挑灯熬夜编过一部《英汉科技词典》,向北京的商务印书馆投稿。


商务印书馆编辑给爸爸回了一封信,说在你之前,已有一位外国语学院的教授编了类似词典,无论从投稿先后还是专业素养的角度,我们肯定选择教授编的那本。但你作为非专业人士能利用业余时间编出这么一部词典,我们深表敬意。


早在1968年,我爸就说中国人口太多了,人家外国人这么有钱却养狗养猫不养人,而中国人这么穷还拼命生孩子,会越生越穷的!基于这样的理念,我家率先自觉实行了计划生育,我成为一个六十年代的独生子女。


我8岁上的东海小学,大概10岁从定海城区的卫海弄搬家至位于西郊的4806厂“清凉庵宿舍”,就转学至附近的工农兵小学(今西郊小学)读书。由于地缘之便,我频繁地前往宿舍山脚下的清凉庵,开始了影响我一生的佛缘生涯。


我爸爸是个彻底的唯物论者,崇尚科学,排斥宗教,从小教导我好好学习,长大做一位科学家。他给我买的书是地质学家《李四光的故事》,他给我讲的是数学家华罗庚的故事。我妈妈是属于对宗教既没排斥也谈不上信仰的普通群众,进寺院可以烧个香,出寺院从不谈佛。

清凉庵全称“清凉禅院”,始创于清乾隆年间。当时有两位女尼文悟、传如师徒住在那里,她们基本以庵后毛竹山里的竹笋和种菜、绣花为生。我刚去的时候,她们还穿着俗装,蓄着头发,但天天做早晚课,常诵毛笔手抄的《妙法莲华经》。不知为何,我非常喜欢那里,可以说流连忘返,隔三差五就去清凉庵,并向她们要佛经看,与两位师父有说不完的话。


我是七八十年代受的教育,学的都是简体字。奇怪的是,翻开佛经,繁体字我几乎全认识!我边看边学,边与两位师父交流佛法,大概到十六七岁时,就常跟一些来清凉庵礼佛的信徒们讲述佛法,甚至有时还上门为信佛的老者们讲解经义。清凉庵成了我生命中最初的佛法启蒙地。


闹出家的独生子


大约从十七八岁开始,我就强烈地向往出家。我爸爸是坚决反对我信佛的,还撕过几本经书和我画的佛像。他反对我出家的理由就两条:第一对国家没有贡献,第二对家庭不尽责任。他对我说,你不结婚、不要孩子我都没意见,哪怕你去做个环卫工人,也是国家需要的。但做和尚我坚决反对,因为和尚是剥削阶级,是迷信职业。


我当时就反驳说,唐代的玄奘大师、鉴真和尚,都是我们民族的脊梁和杰出的伟人,如果我能成为这样的高僧,对国家对社会怎么会没贡献?家庭的责任难道必须通过娶妻生子来完成吗?我也会尽孝道的呀,你们的养老送终肯定由我负责的呀。  


那时,我就像“申奥”一样地全力向父母申请着,要到天台山国清寺出家去。因为浙东佛教界曾经有句老话,也是清凉庵文悟师太告诉我的,叫“普陀山佛灵,天台山僧灵”。我想:佛灵不灵跟我没多大关系,关键是出家的僧要灵!所以一心想去天台山出家,其实当时我连天台山在哪儿都还不清楚。


妈妈就我一个独生子,当然也坚决反对我出家。在这场家庭对峙中,我甚至以绝食三天来表达“我的人生我做主”的强烈诉求!后来我妈在描述当年情形时说“眼泪哭出一脸盆”。


大家都反对,基本把我当怪人或异类看。有些人还跟我爸爸讲:老杨呀,你家住错房子了,怎么能去住“清凉庵宿舍”呢,否则你家小杨怎么会想到去出家呢!


我特别不认同这些话。4806厂的“清凉庵宿舍”有四幢大楼,每幢四层、每层七户,哪家没几个子女呀?为什么在我之前、在我之后,几十年就再没出过一位出家的人呢?“家住寺院附近”与“出家”有什么必然关系吗?我认为我就是出家的命,就算住在新疆乌鲁木齐,我也会最终出家为僧;而不会出家的人,即便从小住在“海天佛国”普陀山,也是不会出家的。


所以,我不太相信环境影响,我更认同的是超越时空的因缘关系。要不怎么来解释我天生认识繁体字,怎么来解释我天生不吃鸡鸭鹅呢?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信佛的群体几乎是清一色的老年妇女,常常连老伯都难得一见,更不要说青年男女了。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学佛聚会,一屋子都是老太太。我妈跟踪而至,进门就劈头盖脑地抱怨这帮老人:你们年纪大了,信佛无所谓,我儿子才这么小,你们不要带我儿子信佛!没想一个老太太回敬道:你有没有搞错?不是我们带你家儿子信佛,而是你家儿子在带我们学佛!


在我的印象中,我爸是有点孤芳清高的,平时几乎没啥朋友走动。有一天,忽然有个同事来敲门,我本能地直觉到是来谈我出家的事情。果然,他是闻讯我在家里闹出家,特意过来给我父亲支招的。我破天荒地去隔门偷听,那位同事大意是说:小杨也20岁了,你们赶紧给他找个女朋友,一旦产生感情,你用八抬大轿抬他去出家也不肯去了!我心想,这招也够绝的了。


过了个把月,我决定将计就计,主动找爸爸谈话:您是希望我做个光棍呢,还是希望我能成家立业呢?我爸听了一头雾水:你问这话是啥意思?我说:咱们定海城关镇只有信佛的老太太,哪有信佛的大姑娘?如果你把我留在定海,估计我这辈子就找不到对象了。因为我找女朋友的第一标准,就是信不信佛。但如果能让我到普陀山从事佛教工作,就会有很多机会结识有共同信仰的有缘人。爸爸一听,也觉得这是实情,于是父母略带勉强地同意我到普陀山工作了。

寻师普陀山
 
                         净旻法师和悟公上人


1988年的4月30日,我带着衣物、脸盆等随身行李,在定海两位佛友的陪同下乘船上了普陀山。介绍我上山的人是妙善方丈的秘书乐鸿绅先生。巧合的是,后来我接了他的班,也成为了妙善方丈的秘书,这是后话。


上山伊始,妙老把我安排到悦岭庵。当时悦岭庵挂着郭沫若先生题的“普陀山文物馆”匾,我的工作就是在文物馆里筹备“普陀山佛教图书馆”。在八十年代末,国内的佛教书籍还非常稀缺,普陀山佛教协会通过申报,获准接受了香港宏勳法师赠送的几十箱港台出版的佛教典籍,而我就成了这批珍贵佛典的第一位读者。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普陀山佛教图书馆并没有正式开办,但却在不到两年的时光中成就了我的读经大业!在那佛教典籍还相当匮乏的年代,我却有幸在普陀山坐拥书城,能够天天翻阅、时时研读,现在想来实在是我此生的莫大福报!


1989年农历九月十九“普陀山全山佛像开光、妙善大和尚升座”典礼后不久,我被调往佛协办公室从事文书工作。记得交给我的第一项任务,就是修改完成全山佛像开光、方丈升座的总结汇报。

 
                          净旻法师与母亲


母爱的伟大就在于她最后总是以孩子的快乐为快乐、以孩子的选择为选择。妈妈最终和我站到了一起,但提了一个要求:我只有你这么一个孩子,出家就在普陀山,让我去看看你也能近一些。这样,我就打消了原本想去天台山出家的念头。


23岁那年,岀家之心日益急迫,在妈妈的默许下,我草拟了一份家长同意书,盖上爸妈的私章,正式向佛协提出了出家申请。佛协领导一看笔迹:这不就是你自己写的嘛?我说:父母本来就不情愿,完全是我逼出来的,还能指望他们亲笔写同意书吗?能盖上章就已经阿弥陀佛了!佛协领导听了也觉得的确如此,但为慎重起见,还是想到我家去作个当面确认。


情急之下我只有打电话向妈妈“求救”,她就特意赶来跟佛协领导说:我和他爸内心的确不舍得,但实在拗不过孩子,既然他执意要出家,只要他高兴,我们也只好同意了。母亲都这么来说了,谁会怀疑父亲其实还被蒙在鼓里呢?于是,佛协正式批准了我的出家志愿。

 
                                          净旻法师与悟公上人

在普陀山,与我最有缘的佛门前辈只有两位,一位是我20岁皈依三宝时的师父---普济寺首座悟道法师(当时已被礼请前往新昌大佛寺);另一位就是普陀山全山方丈妙善大和尚。两位老人家都非常地喜欢我,所以在选择拜谁为师、跟谁出家的问题上,我有过纠结,就同妈妈商量。

                                   悟公上人

妈妈认为:你20岁皈依的时候,拜的是悟道法师,现在出家如果改拜方丈妙老,会让人误以为你在攀高枝,这样不好;第二,妙老是江苏人,悟道法师是我们舟山岱山人,讲讲话也是本地话听着亲切舒服;第三,妙老岁数毕竟比悟道法师大许多(二老都属鸡,妙老年长12岁),你跟悟道法师出家相对也可以多跟几年师父啊。妈妈讲的三条意见都很实在,也很有见地,所以我接受了她的建议。


1990年的农历腊月初八,是释迦牟尼佛的成道纪念日,我的师父悟道长老携净友师兄(今岱山慈云极乐寺住持)特意从新昌大佛寺赶回普陀山,在普济寺他的寮房佛堂里为我举行了剃度仪式。

从紫竹林副寺到方丈秘书
 
                                            净旻法师与妙善长老


出家后,承蒙妙老的慈允,破格让我插班进入普陀山佛学院的天台宗正科班,师从沈仁岩居士专研天台学。全班一共7位同学,带有研究生班的性质。跟天台宗的殊胜因缘得到了全面的提升。

我的师父悟道长老是民国年间在宁波观宗寺弘法社从宝静大师修学天台宗。妙老本人虽是扬州高旻寺来果老和尚的禅门临济宗传人,但却特别推崇天台宗,早年在普陀山茅蓬闭关时专门研习台宗名著《摩诃止观》。两位老人都与天台宗深有渊源,所以也促成了我最终成为天台宗的热爱者。

 
                        中间为悟公上人、左二净旻法师、右一传喜法师


1993年6月,我从普陀山佛学院毕业,分配在紫竹林担任副寺,协助净慧师兄(时任副监院,代行监院之职)工作,我的主要任务是教夜校、出墙报,偶尔也帮忙搞搞接待。


1995年5月,中央统战部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举办全国性“中青年爱国宗教教职人员读书班”,规定推荐的学员必须是担任副监院以上职务。普陀山分到一个名额,妙老提议“让净旻去”。但我只是副寺,级别不够,于是佛协就临时研究发文任命我为紫竹林副监院。这在普陀山应该是件非常破例的事了。


在中央社院读书四十多天,其间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在北京广济寺宴请我们全班42位同学,亲切地称誉我们是“《四十二章经》”。当时浙江省学员一共只有两位,另外一位是宁波七塔寺的副监院怡藏法师(现任浙江省佛教协会会长、奉化雪窦寺方丈)。


同年冬天,开完全山年终总结大会后不久,妙老就决定把我从紫竹林调到他的身边去。一开始我很有压力,非常不想去,还向妙老当面表达了我希望继续留在紫竹林的愿望,但妙老态度很坚定;于是我又向统战部和宗教局的领导求助,恳请能帮我去跟妙老说说,但他们都表示既然妙老决定了,还是要服从妙老的意愿。
 
                                 净旻法师与妙老参加香港志莲净苑开光


就这样,1996年的正月十六,我正式担任妙善方丈的秘书,同时兼任普陀山普济寺副监院,一干就是三年(1996~1998)。那时妙老的重要讲话、重要书信、上堂法语,致上级有关部门的报告、呼吁,普陀山各寺庵新制的匾额、楹联、碑记等等基本上是我执笔的。由于经常陪同妙老出席各种会议、会见重要来宾、视察寺院建设工程等,在老人家身边学到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使我一生受用无穷!

“精品寺院”隐秀庵
 
                                                   普陀山隐秀庵


1998年,普陀山佛教文化研究所正式挂牌成立,妙老亲任所长,我任主持工作的副所长。所址设在靠近梵音洞的祥慧净院,我同时兼任祥慧净院监院。

同年,在台湾同胞的推动下,位于普陀山雨花岙的明代古刹隐秀庵开工重建。缘由是隐秀庵历史上曾有两位祖师在清代咸丰年间前往福建化缘,不料航船被巨风吹至台湾基隆,从此他俩立足台湾,广行教化,再未回来。隐秀祖师携去的三尊木雕观音坐像,后来被分别供奉,并创建了紫明寺等三座寺院,在台湾当地香火鼎盛,信徒众多。


百余年后,当这些信徒来普陀山寻根,看到祖庭隐秀庵早已沦为民居且破败不堪时,找到妙老处哭诉,提出希望由他们筹钱出资来恢复祖庭,问妙老需要多少资金?妙老随口一说,“大概要一千万吧”。台胞们听了有点为难:我们出五百万人民币行不行?妙老回答:行!就算你们一分不出,我们也有责任把隐秀庵修好的。

2000年隐秀庵复建工程经过竣工审计,土建、装修两块合计耗资一千万元,可谓不可思议!


可惜这一年的元月,妙老以93岁的高龄离开了我们。后来我受佛协委托,主编《妙善大师年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负责规划督建“妙善老和尚纪念堂”,起草《普陀山妙善慈祖德业碑》和《普陀山妙公训诫碑》,算是对妙老培育深恩的一点点报答。


最初复建隐秀庵时,妙老是打算用来办学的,准备把佛学院从福泉庵迁过来,所以大殿尽量建大、厢房也增至三层。但办学必需有个操场,于是筹划在庵门外再征土地若干。但是由于对“安置土地工”的条件商洽未果,只得放弃征地,也就意味着不能办学了。因此妙老提出:文化、教育不分家。既然教育搞不了,我们就搞文化吧。并交待我说:你来参与隐秀庵的规划设计和建设,建完后文化研究所就搬到这里来。


就因为有了妙老的这句话,我提前介入到隐秀庵的设计和施工中去,在佛协修建办张家华主任和舟山设计研究院、普建公司施工队的支持配合下,我的许多审美理念和细致要求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落实。


其实在普陀山有个惯例,到现在也依然如此:凡新修新建的寺庵在建设期间是不定寺庵负责人的。所有设计施工事宜都是由佛协修建办统一管理实施。只有等基建、装修乃至殿堂佛像、炉鼎、联额、家具基本到位后,才由佛协研究决定派谁去出任当家,颇有点现代“拎包入住”的意味。所以监院事先对其寺庵的修建几乎无法参与任何意见。


而我对隐秀庵重建工程的全程参与,实缘于妙老的提前指定,这在普陀山又算是一个难得的例外了。


隐秀庵经过3年建设,于2000年竣工,我在同年中秋节正式入住。2002年的四月初八佛诞节,隆重举行了佛像开光法会。


从1988年上山算起,我在普陀山已住了整整29年。前12年搬了6次家,平均2年换个地方;后17年就一直住在这里。我与隐秀的因缘可谓深矣!


回想当年常常坐着祥慧庵的尼桑皮卡车,从后山开到前山,投入地参与隐秀庵建设的点点滴滴,直至落成后被大家誉为“精品寺院”,这种幸福感和成就感是毕生难忘的。


                                               陀山宝陀讲寺

 

                                               普陀山万佛宝塔
后来,我又全程参与了普陀山宝陀讲寺、万佛宝塔、普陀山佛教博物馆和朱家尖300亩“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的筹建,参与不肯去观音院、普济寺、法雨寺、大乘庵、悦岭庵、双泉庵、西方庵、香林庵、芥瓶庵、长生庵、梵音洞、天华百子堂、多宝塔院等众多寺院古迹的维修改造和佛像雕塑与殿堂布置。


2004年,佛协为我量身打造了“普陀山佛教艺术总监”一职,也算是对我多年付出和点滴成就的一种肯定了。目前,我正在参与占地2800亩的朱家尖“观音法界”建设,担任规划设计组组长,继续贡献我在佛教艺术上的一技之长。


宗承天台 法弘四方

天台宗是中国汉传佛教八大宗派的老大哥,由“东土释迦”智者大师创立于隋朝。其祖庭就在浙江台州的天台山国清寺,也就是我最初向往出家的地方。

从佛学院毕业的次年,我在紫竹林创编了《台宗三字经》六十颂;从2010年起,又与复旦大学王雷泉教授共同主编“天台宗系列”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虽然因为妈妈的一个要求改变了出家天台的初衷,但作为天台宗的学子,巍巍天台永远是我心中的一座圣山,与南海普陀交相辉映!


1995年普陀山南海观音铜像奠基,佛协邀请了许多海内外诸山长老出席盛会,并组织了一对一的接待服务。当时安排我接待香港的意昭长老。出于对天台宗的由衷热爱,我非常希望能向天台宗四十六世教观总持、香港佛教联会会长觉光长老申请传承台宗法脉。意昭长老欣然表示可以代为转达。于是我虔诚地修书一封带往香港,告诉觉老我是位学习天台宗专业的佛学院毕业僧,我想接续天台法脉,光大天台智者之教。


过了几星期,刚从泰国出访归来的觉老给我回了亲笔信,对我的天台情怀深表嘉许,说如果因缘成熟,一定会通知我接法。

 
                                   净旻法师于香港承嗣觉光长老法脉

5年后的2000年4月30日,我终于在香港粉岭观宗寺与道平法兄一道,在智开、融灵、了知等长老的见证下,承嗣了觉光长老天台宗法脉,成为天台宗第四十七代传人。从此,我对天台宗更增加了一份沉甸甸的使命感!


光阴似水,恩师觉公也已圆寂三年了。今年11月18日,他的舍利将奉安于天台山国清寺前的青山石塔之间,慈荫永驻,道范长存。

近二十年来,我曾应邀到上海复旦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会展中心、福建佛学院女众部、浙江慈云佛学院、天台宗佛学院路桥校区、宁波佛教居士林等处讲学,为浙江大学总裁班、清华大学总裁班、舟山市社会主义学院、市旅游局等授课,已出20多张讲经弘法光碟。


现任浙江省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舟山市政协委员、舟山市佛教协会会长,普陀山佛教协会副会长、普陀山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普陀山佛教艺术总监、普陀山隐秀讲院监院,天台山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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