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易说禅：说不可说之说

借易说禅：说不可说之说

刘泽亮
（厦门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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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禅宗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禅道无所不在，而易道无所不包。禅易的特质逻辑地决定了其融合的历史必然性。禅本不立文字、不可说，然又不能脱却文字、不得不说。禅家借易说禅，以易的阴阳变化与图象思维巧妙地创造了禅宗新的言说方式，是禅易会通的杰作；同时，所构建的禅宗易学，也是对易学宝库的丰富，值得在易学史上大书一笔。

        不立文字与不离文字是禅宗处理禅与言的历史过程中所突现出的一对逻辑悖谬，为释解这对禅言悖谬的紧张关系，不仅使禅宗生发出了一系列说不可说之说，构成了禅哲学研究中一个重要分支──禅语言学探讨的对象；同时使易与禅历史地相遇，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易学派别----禅宗易学。本文拟对此历史进程、逻辑悖谬，由之引发出的以易入禅、借易弘禅的禅易符号说及其哲学意义进行探讨。 
一、禅与言：不立文字与不离文字 
        禅宗独特的传释智慧，重在解决语言与实在之间的紧张关系。所谓传释，一般称“诠释”，但诠释往往只涉及到传释者而未兼顾到受传释者。这里所谓“传释”，是试图兼及传释者和受传释者之间既合且分、既分且合的整体活动。叶维廉先生以之来解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尤其是古典诗歌，而创有“传释学” 。我这里将它移植过来，借以指谓禅宗语势兼用、说不可说的传禅发机活动。禅与言的关系在中国禅宗史上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这就是，从藉教悟宗到教外别传，从不立文字到不离文字，其中所蕴含的逻辑悖谬成为禅易相互关联的重要媒介。 
1．禅与言：历史过程与逻辑悖谬
        在禅宗形成的前期，即通常所称的禅宗前史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重在梵文经典的翻译，因此十分重视语言文字的作用。著名翻译家鸠摩罗什（343--413）有“舌不焦烂”之谶。“愿凡所宣译，传流后世，咸共弘通。今于众前发诚实誓：若所传无谬者，当使焚身之后，舌不焦烂。” [ii]此外，道安（312—385）、玄奘（600--664）、窥基（632--682）等佛经翻译家对语言极为重视。禅宗所传的自初祖达摩（？--536）到五祖弘忍（601--674），一直以《楞伽》印心。自慧能《坛经》“不立文字”始，禅门五家七宗借所谓“释尊拈花，迦叶微笑”的公案 ，便在“不立文字”上做足文章，视语言为障道之本，视读经为磨砖成镜，大机大用层出不穷，语势兼用花样翻新。各家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接引方式即门庭施设上，而所谓的门庭施设，实即言语传释方式之别。大致来说，云门宗有云门三句“涵盖乾坤，截断众流，随波逐浪”；法眼宗有“法眼六相”；临济宗有“四料简，四宾主，四照用，三玄三要”；曹洞宗有“五位君臣，宝镜三昧”；沩仰宗有“九十七圆相”；黄龙派有“黄龙三关”（那个是上座生缘处？我手何似佛手？我脚何似驴脚？）；杨岐派之“颂古，看话”等。
        从“不立文字”的无字禅到“不离文字”的文字禅的转变，始于五代北宋之际。自北宋起，禅风为之一变，由唐五代的无字禅即自慧能始的不立文字之禅变为不离文字之禅。入宋，由于禅宗灯录的大量刊行，参究公案之风日盛，文字禅由之而起。首由汾阳善昭（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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