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象数学家的人文情怀
2013-09-21 08:06:55 发布：慧日普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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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汉代象数学家历来被认为是只参天象不释人事，本文以孟京学派和《易纬》为例，通过对其象数学的深层分析，认为孟京讲卦气、讲气象的目的正是为了察人事、定人伦以明王道;《易纬》更显示了教化人民的道德意识和治国安邦的政治理念。前者以经学形式、后者以神学形式表达了各自强烈的人文情怀。
关键词：汉代；象数学家；天道观；人道观
历代学者一般都认为：《易传》之后的象数派儒家与义理派儒家，在天道与人道的关注重心上是不同的，象数派重天道，义理派重人道。如唐代李鼎祚在《周易集解·序》中说：
自卜商入室，亲授微言；传注百家，绵历千古，虽竟有穿凿，犹未测渊深。唯王（弼）、郑（玄）相沿，颇行于代。郑则多参天象，王乃全释人事。且《易》之为道，岂偏滞于天人者哉！致使后学之徒，纷然淆乱，各修局见，莫辨源流。天象远而难寻，人事近而易习。则折杨黄华，嗑然而笑。物以类聚，其在兹乎！
认为王弼的义理之学“诠释人事”，郑玄的象数之学“多参天象”，这是就两派的学术特点而言。在对两派的评价上，认为“人事近而易习”，“天象远而难寻”，带有褒象数而贬义理的感情色彩。但尽管如此，仍强调“易之为道，岂偏滞于天人者哉”，天道与人道不可偏滞，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应该互补、并重。
现代有学者指出，象数派的易学过分强调自然之理而忽视人文之理，蔽于天而不知人，长于天学而短于人学；义理派的易学过分强调人文之理而忽视自然之理，蔽于人而不知天，长于人学而短于天学。（余敦康，象数易学发展史序，齐鲁书社1998）
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如果就汉宋象数学派各自的学说特征及学术目的看，汉代象数学派虽然偏重天文之学，“多参天象”，但目的却在于以天道论人道，以阴阳灾异论人事吉凶，以卦占定人伦、明天道，宣扬五常伦理，表现了强烈的人文关怀和政治理想。宋代象数学派则更是参合天人，避免天学与人学相割裂的弊端，或由太极以立人极，或由物理、自然之理而论心学、性命之学，从而建构了一个宇宙与人文同构同序的理论图式，表达了鲜明的人文价值理想。因此我们有必要从人道观角度对象数学派进行深入研究，以给象数派儒家一个全面而公正的评价。
一、借卦占以定人伦明王道
以孟喜、京房为代表的汉代象数学派倡卦气说，大讲节气、物候、天文、历法，看起来是只讲天道不讲人道，实际上讲天道正是为了讲人道。
从唐一行《卦议》记载的孟喜易学材料看，只讲卦爻配四时节气，没有讲人事伦常。不过，孟喜在易学上是一个“改师法”（皮锡瑞《经学通论·易经》）的里程碑式的人物，既对汉初儒家义理易学有所扬弃，又对战国取象占筮法作了修正。将当时的自然科学知识（天文、历法、物候等）融入易学，减少了易学的神学色彩，增强了人文理性。虽也讲灾异，但因为吸收了当时的科学知识，已大大不同于占筮取象的随机性、任意性。虽没有讲人事伦常，但从其卦气解《易》目的看，却是为了讲人事的吉凶祸福以及怎样避凶趋吉。
到了京房，则直接提出《易》的目的就是“考天时，察人事”，“定人伦，明王道”，将《易》不仅看成占筮之学，更看成是一种天人之学，为了建立一种大一统的封建中央集权新秩序，需要神道设教，借此以匡其主。《京氏易传》卷下说：
故易所以断天下之理，定之以人伦而明王道。八卦建五气，立五常，法象乾坤，顺于阴阳，以正君臣父子之义……六爻上下、天地阴阳、运转有无之象，配乎人事。八卦仰观俯察在乎人，隐显灾祥在乎天，考天时察人事在卦。
京房易学突破了其师焦延寿以及师祖孟喜的筮法体系，不仅最大限度地吸收干支、五行、历法、物候、天文、星象等当时已有的自然科学知识，而且创立了一套完整的由天时而考察人事的筮法体系，即融合纳甲子、世应游归的八宫卦体系。在这套体系中，表示社会关系的六亲——父、子、兄、弟、夫、妇，被归纳为五种关系，即生我、我生、克我、我克、比肩（不生不克），具体地说就是生我者父母，京房又称为“天地”；我生者子孙，京房又称为“福德”；克我者官鬼，京房又称为“鬼”；我克者妻财，京房又称为“财”；比肩者, 京房又称为“同气”。受《淮南子·天文训》“子生母为义，母生子为保（宝），子母相传为专，母胜子曰制，于胜母曰困”的母子生克思想的影响，京房对六亲与六爻的关系作了说明：
八卦鬼为系爻，财为制爻，天地为义爻，福德这宝爻，同气为专爻。（《京氏易传》卷下）对“六亲”的属性作了规定。所谓“系”，即《淮南子》所说的“困”，是束缚的意思；“制”是制约的意思。“系”为被动，“制”为主动。“义”与“宝”皆说明相生，京氏以父母（天地）为“义”，《淮南子》以“子生母”为“义”；京氏以子孙（福德）为“宝”，《淮南子》以“母生子”为“保”（即“宝”）。
在京房看来，卦是本位，是“我”；爻是关系位。爻与卦的关系，无外乎“生我”、“我生”、“克我”、“我克”、“比肩”（同我）五种。这五种关系，实际上是五行相生相克思想的体现。京氏将卦和爻都作了五行的规定，这样“六亲”关系就自然形成了。以乾卦为例，乾卦为本位的“我”，在五行属金，六个爻则视与它的关系而定，如第一爻为子，属水，子水与乾卦“我”金的关系是：我（金）生者子孙（水），故为子孙，其余五爻以此类推：
乾金（我）
戌土——父母（天地—义爻）
申金——兄弟（同气一专爻）
午火——官鬼（鬼—系爻）
辰土——父母（天地—义爻）
寅木——妻财（财—制爻）
子水——子孙（福德—宝爻）
《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通过五行被一一配上六亲，由此建构了一个家庭、宗法、社会的关系网。这个关系网的确立是为了筮占的需要，它冲破了《周易》卦爻辞所既定的吉凶规则，抛弃了文字的束缚，用自己发明的方法另外创造了一套吉凶规则。虽然这套规则有人为主观因素和程式化、僵化的缺陷，但它强调事物之间的关系、并依托于严密的逻辑推理，在思维方法上还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尤其是关注人事吉凶，蕴含趋吉避凶的思想，是有积极意义的。
此外，京房还给一卦六爻分成六等，各以人事比拟，初爻为元士，二爻为大夫，三爻为三公，四爻为诸侯, 五爻为天子，上爻为宗庙。从元士到宗庙的等级是固定的，但世应却是不确定的，不同的卦有不同的规定，两者配合，就出现了各种组合，可能是元士居世、诸侯为应，也可能天子居世、大夫居应，从而构成复杂的组合关系，反映了社会人伦的不同等级、不同功用及其不同的地位、关系。京氏常以此注解《周易》卦爻辞，如初爻元士居世，四爻诸侯在应，为“尊就卑”，因为元士本为卑反而居主位，诸侯为尊反而为辅。如四爻诸侯为阳爻，则“坚刚在下，阴气处下”（姤卦注）。如四爻诸侯为阴爻，则“素尚居高，侯王无累”（贲卦注）。表明京氏正人伦、明王道，调节社会矛盾、追求政治秩序的人文理想。
事实上，京房不仅仅是一个易学家、象数学家，而且首先是一个有着强烈的人文情怀和政治理想的儒者。据《汉书·儒林传》记载，京房因以阴阳灾异推论时下而受到皇上的赏识，元帝时被立为博士，官至魏郡太守，他在为官的八年中，用“灾异说”作为武器，与奸臣石显、五鹿充宗等展开斗争，揭露奸党的阴谋。并冒杀头的危险向元帝发问用人之道,指出君主任用不明才导致“日月失明，星辰逆行……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这已不是什么“勇气”、“胆量”一类词语所能解释，而只能是一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道义感才能使然，最终京房因以“灾异”劾责石显遭谮害而被处死，死时年仅四十一岁。由此可见，他言阴阳灾异只是一种手段，匡正时弊、清明政治才是最终目的。
二、五常伦理与政治神学
如果说京房将“易”看成是“经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立五常”、“顺阴阳以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首次表达了象数派儒家的人文精神，那么《易纬》则再一次强化了这一精神，进一步宣扬了儒家政治伦理主张，并企图将它变成一种神学宗教。《京氏易传》还属于经学范畴，《易纬》则具有神学特色。
《易纬》言九宫、言卦气，不仅仅是时空合一理念的体现，而且更重要的是人伦纲常治国安民的政治理念的反映。
1．“不易”的社会等级位序
《易纬》提出“三易”说，即变易、简易、不易。《乾凿度》认为：“易者，易也，变易也，不易也。管三成为道德苞蘥。”易道兼有的这三义，是道德的纲要和关键。所谓“变易”是指：
变易者，其气也。天地不变，不能通气。五行迭终，四时更废。君臣取象，季节相和……君臣不变，不能成朝……夫妇不变，不能成家。
以气运、五行、四时说明“易”的变化。又认为天地关系、君臣关系、夫妇关系，均处于变易之中。举出纣行酷虐，周文王讨伐，以周灭殷，推动了历史发展的例子，说明人道变易的必然性。
所谓“简易”，又称“易简”，《乾凿度》解释是“通情无门，藏神无内也。光明四通，仿易立节……不烦不挠，淡泊不失”，“仿易”《周易正义序》引作“简易”，意为《易》的德行在于无心无为、清净淡泊。这种德行不仅作用于天道的照耀天地、分布日月星辰、运行四时五节、调列音律历法，而且作用于人道，作用于君主治理国家、统治天下。这一点在《易纬》发明的“不易”说中得以展开。
关于“不易”的概念，《周易》中并没有提到，为《易纬》首次提出，《乾凿度》的解释是：“不易也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故易者，天地之道也。乾坤之德，万物之宝。至哉！易一元以为元纪。”可见“不易”是针对天地的上下秩序和君臣、父子的社会地位而言，就是说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尊卑地位是不可改变的。
从表面上看“变易”和“不易”是一对矛盾，其实在“理人伦而明王道”的总纲之下是统一的，“变易”是就改变扰乱了社会等级秩序而言，“不易”是就维持正常的社会等级秩序而言，因而并不矛盾，而只是立论的视角不同罢了。
《易纬》的三义说，对后世影响重大。不仅是象数派易学家，而且是义理派易学家，大多采用此说。如属于义理派的孔颖达即将此说引入其《周易正义序》中，宋代程、朱依易有不易说提出“阴阳定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从而将儒家伦理本体化、形上化。就象数学派而言，则以东汉的郑玄为代表。
郑玄系统解释了《易纬》，对“三易”说作了发挥，认为“易道统此三事，故能成天下之道德。”五行迭终、四时更废的“变易”之道，更是人类社会所应该遵循的。尊卑贵贱的社会秩序、等级地位作为“不易”之道是“天地之元，万物所纪”，“天道如之，而况于人乎？”“天地阴阳，尚有先后尊卑次序，而况人道乎？”
2．八卦、九宫、五行数与五常伦理
值得注意的是，《易纬》及郑玄无论是言卦气、爻辰，还是九宫、卦位，其目的都是为了正人伦明王道，因而都配上了仁义礼智信五常，以说明一年气候的变化、九宫数理方位的变化皆体现了人伦之道。《乾凿度》说：
孔子曰：八卦之序成立，则五气变形。故人生而应八卦之体；得五气而为五常，仁义礼智信是也。
接着，以《周易·说卦传》“帝出乎震”的位序（北宋邵雍称它为“后天文王八卦”位序）分别配上五常：东方震卦为仁，南方离卦为礼，西方兑卦为义，北方坎卦为信，中央为智。乾坤艮巽四卦，在四维，“夫四方之义，皆统于中央”，“中央所以绳四方也”。《乾凿度》总结说：
故道兴于仁，立于礼，理于义，定于信，成于智。五者道德之分，天人之际也，圣人所以通天意、理人伦而明至道也。
《易纬》将易数——天地之数、卦爻数，与九宫数、五行生成数结合起来，是对刘歆《三统历》易数五行说的发展。其九宫数按八卦的方位排列在八方为八宫，中央为中宫，其中四位即左东为三、右西为七、上南为九、下北为一，分别为木、金、火、水，配上五德分别为仁、义、礼、信，中宫为土、为智。九宫数图在宋代被刘牧称为河图，被阮逸、蔡元定称为洛书。
郑玄进一步揭示了九宫数图的人伦意义，以父母六子之义解释九宫数的流转过程：“是以太一下九宫从坎宫始，坎，中男，始亦言无偏也；自此而从于坤宫，坤，母也；又自此而从震宫，震，长男也；又自此而从于巽宫，巽，长女也；所行者半矣，还息于中央之宫；既又自此而从乾宫，乾，父也；自此而从兑宫，兑少女也；又自此而从于艮宫，艮少男也；又自此从于离宫，离，中女也；行则周矣。”这个流转过程可简述为：
坎—中男→坤二母→震三长男→巽四长女→中五→乾六父→兑七少女→艮八少男→离九中女
为什么要从中男开始到中女结束？郑玄解释：“因阴阳男女之偶为终始，云从自坎宫必先之坤者，母于子养之勤劳者；次之震又之巽，母从异姓来，此其所以敬为生者；从息中而复之乾者，父于子教之而已，于事逸也；次之兑又之艮，父或老顺其心所爱，以为长育，多少大小之行，已亦无施。此数者合十五，言有法也。”说明从家庭伦理看，这种流转次序，符合父母教养、子女代劳之理。
对五行生成数，《易纬》将《尚书·洪范》“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的五行次序改变为水、木、火、土、金的相生次序，以此解释《周易》“天地之数”，《乾坤凿度》说：“天本一，而立一为数源，地配生六，成天地之数，合而成性。天三地八、天七地二、天五地十、天九地四，运五行，先水，次木生火，次土及金。”郑玄解释：“数者五行，佐天地生物成物之次也……而五行自水始，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为后。木生数三，成数八，但言八者举其成数。”（《礼记正义·月令》引）以五行生成数解释天地（奇偶）之数，“天地之气各有五。五行之次，一曰水，天数也；二曰火，地数也；三曰木，天数也；四曰金，地数也；五曰土，天数也。此五者阴无匹，阳无偶，故又合之。地六为天一匹也，天七为地二偶也，地八为天三匹也，天九为地四偶也，地十为天五匹也。”（《春秋疏》引）早于郑玄的扬雄即以五行生成数解天地数，并与五德相配：“三八为木，为东方为春……性仁”，“四九为金，为西方为秋……性谊（通“义”）”，“二七为火，为南方为夏……性礼”，“一六为水，为北方为冬……性智”，“五五为土，为中央，性信”。扬雄五德配五行与郑玄不完全相同。五行生成数——天地阴阳数图在宋代被刘牧称为洛书，被阮逸、蔡元定称为河图。
作为一部具有浓厚神学色彩的谶纬之书或政治神话之书，《易纬》与其他纬书一样，目的是宣传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等级伦常，以此强化统治阶级的意志，维持并完善儒家政治体系。这一点在上述“不易”之义与五常规定中已有说明。此外，《易纬》还提出一些图式，如河图、洛书、帝王圣人受命图表等。
《易纬》反复宣扬在帝王、圣人兴起之时，天必降祥瑞，河图、洛书即是一种祥瑞，《乾凿度》说：“帝王始起，河洛龙马皆察其首。”《是类谋》说：“河龙雒图龟书，圣人受道真图者也。”“圣人起有八符，运之以斗，税之以昴，五七布舒，河出录图，洛授变书。”《坤灵图》说：“圣人受命瑞应先见于河。”将河图洛书看成王者受命的象征。但河图洛书究竟是什么样子，《易纬》并没有说明。尽管《易纬》一面大谈河图洛书，一面又大谈九宫数（图）、五行生成数（图），但毕竟没有将两者结合起来。不过或许正因如此，才使宋人提出河洛数图说吧？在《易纬》看来，帝王受命是天意，为此《乾凿度》、《稽览图》还编造了一个帝王受命的图表，该图表以易卦为次序，十二辟卦和六子卦表示在三万一千九百二十年中，帝王受命易姓四十二。
河图洛书和帝王受命图表、轨数，构成了一个比董仲舒天人感应说更为精致、庞大的神学系统，此固然是为了迷惑百姓，强化帝王受命的合理性、神圣性，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对君主权力意志又是一种制约和消弱，因为包括群主在内所有的人都必须按照八卦之气、九宫五行之数行事，如有违背，必然灭亡，而灭亡以前也同样有征兆，那就是八卦之气不应，《是类谋》就专门讲了八卦之气与朝代兴衰、君主兴灭的交替关系。告诫君主不可逆气而动，否则就会出现灾异，天下就不得太平，自己也遭报应。从而以神学作为工具劝勉君主，行正道、治国平天下，也劝勉百姓遵循五德伦理、趋吉避凶。
（本文已发表于《周易研究》2000年第1期。并收载于《象数易学》，中国书店，2004年出版）
关键词：汉代；象数学家；天道观；人道观
历代学者一般都认为：《易传》之后的象数派儒家与义理派儒家，在天道与人道的关注重心上是不同的，象数派重天道，义理派重人道。如唐代李鼎祚在《周易集解·序》中说：
自卜商入室，亲授微言；传注百家，绵历千古，虽竟有穿凿，犹未测渊深。唯王（弼）、郑（玄）相沿，颇行于代。郑则多参天象，王乃全释人事。且《易》之为道，岂偏滞于天人者哉！致使后学之徒，纷然淆乱，各修局见，莫辨源流。天象远而难寻，人事近而易习。则折杨黄华，嗑然而笑。物以类聚，其在兹乎！
认为王弼的义理之学“诠释人事”，郑玄的象数之学“多参天象”，这是就两派的学术特点而言。在对两派的评价上，认为“人事近而易习”，“天象远而难寻”，带有褒象数而贬义理的感情色彩。但尽管如此，仍强调“易之为道，岂偏滞于天人者哉”，天道与人道不可偏滞，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应该互补、并重。
现代有学者指出，象数派的易学过分强调自然之理而忽视人文之理，蔽于天而不知人，长于天学而短于人学；义理派的易学过分强调人文之理而忽视自然之理，蔽于人而不知天，长于人学而短于天学。（余敦康，象数易学发展史序，齐鲁书社1998）
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如果就汉宋象数学派各自的学说特征及学术目的看，汉代象数学派虽然偏重天文之学，“多参天象”，但目的却在于以天道论人道，以阴阳灾异论人事吉凶，以卦占定人伦、明天道，宣扬五常伦理，表现了强烈的人文关怀和政治理想。宋代象数学派则更是参合天人，避免天学与人学相割裂的弊端，或由太极以立人极，或由物理、自然之理而论心学、性命之学，从而建构了一个宇宙与人文同构同序的理论图式，表达了鲜明的人文价值理想。因此我们有必要从人道观角度对象数学派进行深入研究，以给象数派儒家一个全面而公正的评价。
一、借卦占以定人伦明王道
以孟喜、京房为代表的汉代象数学派倡卦气说，大讲节气、物候、天文、历法，看起来是只讲天道不讲人道，实际上讲天道正是为了讲人道。
从唐一行《卦议》记载的孟喜易学材料看，只讲卦爻配四时节气，没有讲人事伦常。不过，孟喜在易学上是一个“改师法”（皮锡瑞《经学通论·易经》）的里程碑式的人物，既对汉初儒家义理易学有所扬弃，又对战国取象占筮法作了修正。将当时的自然科学知识（天文、历法、物候等）融入易学，减少了易学的神学色彩，增强了人文理性。虽也讲灾异，但因为吸收了当时的科学知识，已大大不同于占筮取象的随机性、任意性。虽没有讲人事伦常，但从其卦气解《易》目的看，却是为了讲人事的吉凶祸福以及怎样避凶趋吉。
到了京房，则直接提出《易》的目的就是“考天时，察人事”，“定人伦，明王道”，将《易》不仅看成占筮之学，更看成是一种天人之学，为了建立一种大一统的封建中央集权新秩序，需要神道设教，借此以匡其主。《京氏易传》卷下说：
故易所以断天下之理，定之以人伦而明王道。八卦建五气，立五常，法象乾坤，顺于阴阳，以正君臣父子之义……六爻上下、天地阴阳、运转有无之象，配乎人事。八卦仰观俯察在乎人，隐显灾祥在乎天，考天时察人事在卦。
京房易学突破了其师焦延寿以及师祖孟喜的筮法体系，不仅最大限度地吸收干支、五行、历法、物候、天文、星象等当时已有的自然科学知识，而且创立了一套完整的由天时而考察人事的筮法体系，即融合纳甲子、世应游归的八宫卦体系。在这套体系中，表示社会关系的六亲——父、子、兄、弟、夫、妇，被归纳为五种关系，即生我、我生、克我、我克、比肩（不生不克），具体地说就是生我者父母，京房又称为“天地”；我生者子孙，京房又称为“福德”；克我者官鬼，京房又称为“鬼”；我克者妻财，京房又称为“财”；比肩者, 京房又称为“同气”。受《淮南子·天文训》“子生母为义，母生子为保（宝），子母相传为专，母胜子曰制，于胜母曰困”的母子生克思想的影响，京房对六亲与六爻的关系作了说明：
八卦鬼为系爻，财为制爻，天地为义爻，福德这宝爻，同气为专爻。（《京氏易传》卷下）对“六亲”的属性作了规定。所谓“系”，即《淮南子》所说的“困”，是束缚的意思；“制”是制约的意思。“系”为被动，“制”为主动。“义”与“宝”皆说明相生，京氏以父母（天地）为“义”，《淮南子》以“子生母”为“义”；京氏以子孙（福德）为“宝”，《淮南子》以“母生子”为“保”（即“宝”）。
在京房看来，卦是本位，是“我”；爻是关系位。爻与卦的关系，无外乎“生我”、“我生”、“克我”、“我克”、“比肩”（同我）五种。这五种关系，实际上是五行相生相克思想的体现。京氏将卦和爻都作了五行的规定，这样“六亲”关系就自然形成了。以乾卦为例，乾卦为本位的“我”，在五行属金，六个爻则视与它的关系而定，如第一爻为子，属水，子水与乾卦“我”金的关系是：我（金）生者子孙（水），故为子孙，其余五爻以此类推：
乾金（我）
戌土——父母（天地—义爻）
申金——兄弟（同气一专爻）
午火——官鬼（鬼—系爻）
辰土——父母（天地—义爻）
寅木——妻财（财—制爻）
子水——子孙（福德—宝爻）
《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通过五行被一一配上六亲，由此建构了一个家庭、宗法、社会的关系网。这个关系网的确立是为了筮占的需要，它冲破了《周易》卦爻辞所既定的吉凶规则，抛弃了文字的束缚，用自己发明的方法另外创造了一套吉凶规则。虽然这套规则有人为主观因素和程式化、僵化的缺陷，但它强调事物之间的关系、并依托于严密的逻辑推理，在思维方法上还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尤其是关注人事吉凶，蕴含趋吉避凶的思想，是有积极意义的。
此外，京房还给一卦六爻分成六等，各以人事比拟，初爻为元士，二爻为大夫，三爻为三公，四爻为诸侯, 五爻为天子，上爻为宗庙。从元士到宗庙的等级是固定的，但世应却是不确定的，不同的卦有不同的规定，两者配合，就出现了各种组合，可能是元士居世、诸侯为应，也可能天子居世、大夫居应，从而构成复杂的组合关系，反映了社会人伦的不同等级、不同功用及其不同的地位、关系。京氏常以此注解《周易》卦爻辞，如初爻元士居世，四爻诸侯在应，为“尊就卑”，因为元士本为卑反而居主位，诸侯为尊反而为辅。如四爻诸侯为阳爻，则“坚刚在下，阴气处下”（姤卦注）。如四爻诸侯为阴爻，则“素尚居高，侯王无累”（贲卦注）。表明京氏正人伦、明王道，调节社会矛盾、追求政治秩序的人文理想。
事实上，京房不仅仅是一个易学家、象数学家，而且首先是一个有着强烈的人文情怀和政治理想的儒者。据《汉书·儒林传》记载，京房因以阴阳灾异推论时下而受到皇上的赏识，元帝时被立为博士，官至魏郡太守，他在为官的八年中，用“灾异说”作为武器，与奸臣石显、五鹿充宗等展开斗争，揭露奸党的阴谋。并冒杀头的危险向元帝发问用人之道,指出君主任用不明才导致“日月失明，星辰逆行……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这已不是什么“勇气”、“胆量”一类词语所能解释，而只能是一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道义感才能使然，最终京房因以“灾异”劾责石显遭谮害而被处死，死时年仅四十一岁。由此可见，他言阴阳灾异只是一种手段，匡正时弊、清明政治才是最终目的。
二、五常伦理与政治神学
如果说京房将“易”看成是“经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立五常”、“顺阴阳以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首次表达了象数派儒家的人文精神，那么《易纬》则再一次强化了这一精神，进一步宣扬了儒家政治伦理主张，并企图将它变成一种神学宗教。《京氏易传》还属于经学范畴，《易纬》则具有神学特色。
《易纬》言九宫、言卦气，不仅仅是时空合一理念的体现，而且更重要的是人伦纲常治国安民的政治理念的反映。
1．“不易”的社会等级位序
《易纬》提出“三易”说，即变易、简易、不易。《乾凿度》认为：“易者，易也，变易也，不易也。管三成为道德苞蘥。”易道兼有的这三义，是道德的纲要和关键。所谓“变易”是指：
变易者，其气也。天地不变，不能通气。五行迭终，四时更废。君臣取象，季节相和……君臣不变，不能成朝……夫妇不变，不能成家。
以气运、五行、四时说明“易”的变化。又认为天地关系、君臣关系、夫妇关系，均处于变易之中。举出纣行酷虐，周文王讨伐，以周灭殷，推动了历史发展的例子，说明人道变易的必然性。
所谓“简易”，又称“易简”，《乾凿度》解释是“通情无门，藏神无内也。光明四通，仿易立节……不烦不挠，淡泊不失”，“仿易”《周易正义序》引作“简易”，意为《易》的德行在于无心无为、清净淡泊。这种德行不仅作用于天道的照耀天地、分布日月星辰、运行四时五节、调列音律历法，而且作用于人道，作用于君主治理国家、统治天下。这一点在《易纬》发明的“不易”说中得以展开。
关于“不易”的概念，《周易》中并没有提到，为《易纬》首次提出，《乾凿度》的解释是：“不易也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故易者，天地之道也。乾坤之德，万物之宝。至哉！易一元以为元纪。”可见“不易”是针对天地的上下秩序和君臣、父子的社会地位而言，就是说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尊卑地位是不可改变的。
从表面上看“变易”和“不易”是一对矛盾，其实在“理人伦而明王道”的总纲之下是统一的，“变易”是就改变扰乱了社会等级秩序而言，“不易”是就维持正常的社会等级秩序而言，因而并不矛盾，而只是立论的视角不同罢了。
《易纬》的三义说，对后世影响重大。不仅是象数派易学家，而且是义理派易学家，大多采用此说。如属于义理派的孔颖达即将此说引入其《周易正义序》中，宋代程、朱依易有不易说提出“阴阳定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从而将儒家伦理本体化、形上化。就象数学派而言，则以东汉的郑玄为代表。
郑玄系统解释了《易纬》，对“三易”说作了发挥，认为“易道统此三事，故能成天下之道德。”五行迭终、四时更废的“变易”之道，更是人类社会所应该遵循的。尊卑贵贱的社会秩序、等级地位作为“不易”之道是“天地之元，万物所纪”，“天道如之，而况于人乎？”“天地阴阳，尚有先后尊卑次序，而况人道乎？”
2．八卦、九宫、五行数与五常伦理
值得注意的是，《易纬》及郑玄无论是言卦气、爻辰，还是九宫、卦位，其目的都是为了正人伦明王道，因而都配上了仁义礼智信五常，以说明一年气候的变化、九宫数理方位的变化皆体现了人伦之道。《乾凿度》说：
孔子曰：八卦之序成立，则五气变形。故人生而应八卦之体；得五气而为五常，仁义礼智信是也。
接着，以《周易·说卦传》“帝出乎震”的位序（北宋邵雍称它为“后天文王八卦”位序）分别配上五常：东方震卦为仁，南方离卦为礼，西方兑卦为义，北方坎卦为信，中央为智。乾坤艮巽四卦，在四维，“夫四方之义，皆统于中央”，“中央所以绳四方也”。《乾凿度》总结说：
故道兴于仁，立于礼，理于义，定于信，成于智。五者道德之分，天人之际也，圣人所以通天意、理人伦而明至道也。
《易纬》将易数——天地之数、卦爻数，与九宫数、五行生成数结合起来，是对刘歆《三统历》易数五行说的发展。其九宫数按八卦的方位排列在八方为八宫，中央为中宫，其中四位即左东为三、右西为七、上南为九、下北为一，分别为木、金、火、水，配上五德分别为仁、义、礼、信，中宫为土、为智。九宫数图在宋代被刘牧称为河图，被阮逸、蔡元定称为洛书。
郑玄进一步揭示了九宫数图的人伦意义，以父母六子之义解释九宫数的流转过程：“是以太一下九宫从坎宫始，坎，中男，始亦言无偏也；自此而从于坤宫，坤，母也；又自此而从震宫，震，长男也；又自此而从于巽宫，巽，长女也；所行者半矣，还息于中央之宫；既又自此而从乾宫，乾，父也；自此而从兑宫，兑少女也；又自此而从于艮宫，艮少男也；又自此从于离宫，离，中女也；行则周矣。”这个流转过程可简述为：
坎—中男→坤二母→震三长男→巽四长女→中五→乾六父→兑七少女→艮八少男→离九中女
为什么要从中男开始到中女结束？郑玄解释：“因阴阳男女之偶为终始，云从自坎宫必先之坤者，母于子养之勤劳者；次之震又之巽，母从异姓来，此其所以敬为生者；从息中而复之乾者，父于子教之而已，于事逸也；次之兑又之艮，父或老顺其心所爱，以为长育，多少大小之行，已亦无施。此数者合十五，言有法也。”说明从家庭伦理看，这种流转次序，符合父母教养、子女代劳之理。
对五行生成数，《易纬》将《尚书·洪范》“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的五行次序改变为水、木、火、土、金的相生次序，以此解释《周易》“天地之数”，《乾坤凿度》说：“天本一，而立一为数源，地配生六，成天地之数，合而成性。天三地八、天七地二、天五地十、天九地四，运五行，先水，次木生火，次土及金。”郑玄解释：“数者五行，佐天地生物成物之次也……而五行自水始，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为后。木生数三，成数八，但言八者举其成数。”（《礼记正义·月令》引）以五行生成数解释天地（奇偶）之数，“天地之气各有五。五行之次，一曰水，天数也；二曰火，地数也；三曰木，天数也；四曰金，地数也；五曰土，天数也。此五者阴无匹，阳无偶，故又合之。地六为天一匹也，天七为地二偶也，地八为天三匹也，天九为地四偶也，地十为天五匹也。”（《春秋疏》引）早于郑玄的扬雄即以五行生成数解天地数，并与五德相配：“三八为木，为东方为春……性仁”，“四九为金，为西方为秋……性谊（通“义”）”，“二七为火，为南方为夏……性礼”，“一六为水，为北方为冬……性智”，“五五为土，为中央，性信”。扬雄五德配五行与郑玄不完全相同。五行生成数——天地阴阳数图在宋代被刘牧称为洛书，被阮逸、蔡元定称为河图。
作为一部具有浓厚神学色彩的谶纬之书或政治神话之书，《易纬》与其他纬书一样，目的是宣传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等级伦常，以此强化统治阶级的意志，维持并完善儒家政治体系。这一点在上述“不易”之义与五常规定中已有说明。此外，《易纬》还提出一些图式，如河图、洛书、帝王圣人受命图表等。
《易纬》反复宣扬在帝王、圣人兴起之时，天必降祥瑞，河图、洛书即是一种祥瑞，《乾凿度》说：“帝王始起，河洛龙马皆察其首。”《是类谋》说：“河龙雒图龟书，圣人受道真图者也。”“圣人起有八符，运之以斗，税之以昴，五七布舒，河出录图，洛授变书。”《坤灵图》说：“圣人受命瑞应先见于河。”将河图洛书看成王者受命的象征。但河图洛书究竟是什么样子，《易纬》并没有说明。尽管《易纬》一面大谈河图洛书，一面又大谈九宫数（图）、五行生成数（图），但毕竟没有将两者结合起来。不过或许正因如此，才使宋人提出河洛数图说吧？在《易纬》看来，帝王受命是天意，为此《乾凿度》、《稽览图》还编造了一个帝王受命的图表，该图表以易卦为次序，十二辟卦和六子卦表示在三万一千九百二十年中，帝王受命易姓四十二。
河图洛书和帝王受命图表、轨数，构成了一个比董仲舒天人感应说更为精致、庞大的神学系统，此固然是为了迷惑百姓，强化帝王受命的合理性、神圣性，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对君主权力意志又是一种制约和消弱，因为包括群主在内所有的人都必须按照八卦之气、九宫五行之数行事，如有违背，必然灭亡，而灭亡以前也同样有征兆，那就是八卦之气不应，《是类谋》就专门讲了八卦之气与朝代兴衰、君主兴灭的交替关系。告诫君主不可逆气而动，否则就会出现灾异，天下就不得太平，自己也遭报应。从而以神学作为工具劝勉君主，行正道、治国平天下，也劝勉百姓遵循五德伦理、趋吉避凶。
（本文已发表于《周易研究》2000年第1期。并收载于《象数易学》，中国书店，200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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