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

       古代家教为促进社会和谐、传承美德和弘扬民族精神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中国古代家教既有明晰的道德理想，又有以家庭为单位的健全的组织制度，是在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之外最早的和长效的教育资源。虽然这种教育传统在近现代遭遇过人们的摒弃，但抚今追昔，尤其是通过中西文化比较，我们确有必要重审古代家教在教化天下方面留下的历史经验。
       判定中国古代家教传统的是非功过，首先要剖析古代家教思想中道德构成的基本要素。从古人留下的大量家训资料中，我们不难发现，古代的家教思想道德构成不独是家庭伦理方面的内容，而是已覆盖到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的各个层面，家庭是古代社会全面施行伦理教育的最初起点和最基层的常规机构。
       在家庭伦理方面，古代家教首先推重儒家提出的“孝悌”观念，这不仅有利于促进家庭内部的和谐、有序，而且具有尊老抚幼的社会保障功能。确立这种道德观念的意义还在于：进一步把家庭伦理秩序向社会进行类比和推广，要求人们要像对待亲人一样对待天下所有人，力图构建普天之下亲如一家的大同世界。这就是中国古代典型的“家国同构”的教化模式，它成功实现了把家庭伦理同人际伦理、政治伦理的对接和统一。这其实也是从生命伦理的高度表现的对人类的终极关怀。
       在职业道德方面，古代家教首先推重的是读书。但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读书归趋问题总是遭到近、现代某些人的深度曲解，以为古代读书人只能拼挤于一条“应试做官”的独木桥。对此，南宋哲学家陆九韶在《居家正本制用篇》中早已做出了明确的回答：“试观一县之间，应举者几人，而与荐者有几？至于及第，尤其稀罕”。他认为读书应以“通经知古今”为目的，这样至少能成为“孝悌忠信之人”，既有利于科举应试，也有利于“事君临民”。明代进士庞尚鹏在《庞氏家训》中说：“学贵变化气质，岂为猎章句、干利禄哉？”明代大儒高攀龙在《家训》中说得很直率：“吾人立天地间，只思量做得一个人，是第一义，余事都没要紧。做人的道理，不必多言，只看‘小学’便是，依此作去，岂有差失。”清初学者孙奇逢说得更加明了：“子弟中得一贤人，胜得数贵人也。”清末花隐老人甘树椿在《甘氏家训》中说：“我家自祖父以来，专以耕读为业，不干预地方公事。愿我子弟笃守家风，专务本业，奋志读书。”即便是耕田务农也要“奋志读书”，足见中华传统文化对于提高人的从业素质有着至关重要的滋养之功。古代家教强调读书的目的在于提高人的素质和敬业精神，力图使读书的子弟践行一种学以致用的人生哲学。
       虽然古代家教把读书做人视为第一要务，但同样也把子弟在应举进仕方面的成功视为一件光宗耀祖的盛事，只是子弟无论获得何等重权显位，家教依然没有放弃和放松对他们的监管和权威。宋代进士袁采在《袁氏家范》提出：“子弟有愚缪贪污者，自不可使之仕宦。”唐代崔元炜的母亲说：如果听说在外面做官的儿子生活过得很清苦，就是“好消息”，如果听说他在外面过得裘马轻肥、生活奢侈，就是“坏消息”；她正告儿子做官如果“不务清洁，无以戴天覆地”。这说明为官清廉与否，不仅事关社会的祸福，也波及家庭的荣辱，这是从“家国同构”的教化模式中产生出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通过家教口传身授、世代传承和发扬光大，已经形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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