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重若贤——敲金戛玉的妙语

　　话，谁都会说；但不同人说出来的话，差别却非常大。有些人的语言，唠唠叨叨，让人觉得厌烦；有些人的语言，妙趣横生，可回味起来却没有多大意义；有些人的语言，句句在理，听起来非常顺耳，不仅不虚逛，话语里还蕴藏着很深奥的哲理，圣贤的语言就是这样。

　　圣贤的语言最为庄重，他们从不随便开口说话，一旦开口，便是真诚、朴实、蕴含深义，甚至每次回味，都能品尝出新的味道，令人百嚼不厌、受用无穷。孔子说：“君子立言必定要定下一个名分，开口说话要有所针对，语言表述得要明白，说出来一定能够行得通。君子对于自己的言行，从不马马虎虎对待。”圣贤的语言中没有废话和客套话，不炫耀自己，也不曲意迎合他人；夸夸其谈、言过其实是圣贤引以为耻的事。

　　战国时，纵横家张仪在秦王面前诽谤陈轸说：“陈轸奔走于楚、秦之间，但现在楚国不见得对秦国友好，反而和陈轸的私人关系非常亲密。如此看来，陈轸一切举动都是为他自己，而不是为了秦国，况且陈轸又企图背叛秦国而投奔楚国。望大王明察此事。”

　　于是秦王就问陈轸说：“听说你准备离开秦国而投奔楚国，有这回事吗？”

　　陈轸回答：“有这回事。”

　　秦王顿显不悦：“那么张仪所说的是真的了？”

　　陈轸不慌不忙地说：“何止张仪知道这件事，就连路人也都知道这件事！常言道：‘由于孝已，孝顺他的父母，因而天下父母都希望孝已做自己的儿子；由于伍子胥忠于他的君王，因而天下的君王都希望伍子胥做自己的大臣；被卖的仆妾如果能卖到本乡，那就证明这是一位好仆妾；被休的妻子如果能改嫁到本乡，那就证明她是一位好妻子。’如果我不忠君爱国，不忠诚于秦王，那么楚王又怎么会要我做他的大臣呢？忠心耿耿尚且被遗弃、被放逐，我不去投奔楚国又去哪里呢？”

　　秦王听后感动地说：“贤卿言之有理！”于是就把陈轸挽留了下来。

　　语言稳重的人，不会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而指责他人的过失，却是以自己的光明磊落、谦和顺理、开悟明达，来消释他人的猜忌、敌意和误解，让谗言不攻自破，这就是“谣言止于智者”。

　　唐朝的李景让，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兄弟三人由母亲郑氏艰难地哺育成人。有一次，房屋后墙被雨水浸泡倒塌，在修葺后墙时，发现墙基下有一个很大的木槽，里面装满了钱。此时的郑氏因丈夫离世，家境穷困，要抚养三个年幼的孩子，负担非常沉重，这些钱刚好能解燃眉之急。但郑氏却说：“不勤奋做事而受用俸禄，尚且会招来灾祸上身，更何况这是意外之财。”接着她对天祝愿说：“如果上天看在我死去夫君的份上，真的怜悯我们孤儿寡母，就该让我的三个儿子品行端正，个个都有出息，待以后靠自己的学问和能力挣来俸禄受用。”于是，她分文不取，让人将钱封好埋回原地。后来在她的精心教育下，长子李景让官至右拾遗、御史大夫、尚书左丞、太子少保等；幼子李景温官至工部侍郎、尚书右丞等；次子李景庄也考中进士，居于高位。

　　情操高尚的人，至诚至善，语言就像敲金戛玉般，掷地有声，能正确引导他人。

　　春秋陈惠公征调犯人兴建凌阳台，还没有完工，就杀了好几个人。一天，陈惠公又下令收押了三名监管人犯的官吏，大臣们都不敢进谏劝阻。

　　正巧孔子来到陈国，和陈惠公一起登上凌阳台凭栏眺望。孔子一边眺望一边向陈惠公祝贺，说：“凌阳台真是雄伟壮观啊！大王果真是位贤君！自古以来，即使圣人修建高台楼阁，也从没有不杀一个人就能建成的先例啊！”

　　陈惠公听了羞愧得哑口无言，于是命人释放了那三名监吏。

　　内心稳重的人，注意事物微妙变化，话语不多，只用浅显的词句，就可以表达深远的含义，不必烦劳寸铁，在谈笑间就能够化解危机。

　　语言不稳重的人，往往脱离实际，喜欢高谈阔论，这不但难以获得别人的信任，还会引起众人的厌恶，甚至会给自己招来祸端。《傅子·口铭》中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有时我们由于轻浮，对于任何事情都不情愿做深入仔细的观察，反而轻松地认为自己已经什么都懂了，从而“心直口快”有啥说啥，结果却往往令人难以接受，事后也常常为自己所说的话而付出惨痛的代价。这说明，自己所认为的“心直”，并不等于真的是那样，“口快”，更不能使语言稳重。以浮躁的心随意发表议论，一时能舒之于心、快之于口，但这种没有经过斟酌的语言，不是容易获罪于人，就是贻笑于人，并不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如想象那样的益处，反而容易埋下深重的祸根。

　　为了避免蠢事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们说话前最好先观察自己的心。孔子说：“仁德的人对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能负责，从而说话宽缓，言语谨慎”。古人也说：“从来道高德厚的人，必不轻于出言；沉着应变的人，必不轻于出言；谦逊守己的人，必不轻于出言。”开口之前需要先把心沉稳下来，尤其是大喜大怒时，尽量不要随便出言，以防说出过分的话。

——摘自“智悲德育”公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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