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不得不赞叹的道德观

       《诗经》是中国古代的诗歌总集，也是儒家“五经”之一。在孔子时，诗已流行于列国，凡朝会聘问，通行赋诗，在当时话语权中居重要地位，以至于“不学诗，无以言”。
        透过诗的自然朴实、言简意赅的言语，可以体悟到其核心话题是“德”，与《尚书·周书》有相似之处，《诗经》以德为主导、为核心。德作为核心的话题，把《诗经》思想统摄起来，而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修德配命
        周初思想家为论证周代商治理天下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原则。天命无常，惟德是与，周之所以受天命而代商的原因，就在于文王有德。
      《诗经》强调修德配命，修德的方法和途径是“自求”，即依靠主体自我的道德自觉和主体自我的道德修练，而不能依赖他律被动地修德，因为这样修德就不能持久。自求修德，是为了达到与天的意志、命令相配合的目标，自求修德的结果是获得“多福”。
        在凸显了主体人的能动性的功能和作用。换言之，主动权不在天、上帝，而在人自己。
爱民之德
        配命、修德、多福，都与民心向背不可分，得民心，就需要修德爱民。“永言配命”，就要“求民之莫”；“求民之莫”，就需爱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乐只君子，德音不已”。要做民父母，要爱民如子，德音不止。
      “岂弟君子，民之父母”，“岂弟君子，民之攸归”。君子具有此道德，才能为民之父母，若不行此道德，就不配做民之父母。
        爱民之德，就在于使人民衣食无忧。“民之质矣，日用饮食。群黎百姓，遍为尔德”。人民的质实无伪的要求，就是日常饮食有保障，这便是上下皆善的德行。这里爱民之德与《尚书》“敬德保民”的保民的内涵有相会通之处。
为政以德
        以德治国并非废除刑罚和法律，而是讲慎刑；礼乐文明也并非不讲战争暴力。周人认为德治有两个方面必须引起注意，一方面是文德，另一方面是教德。
        就文德而言，“明明天子，今闻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国”。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载辑干戈，载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就教德而言，即是进行道德教化。进行道德教化，首先是统治者自身要有道德修养，行为端正。
        德教需要“温温恭人，维德之基。其维哲人，告之话言，顺德之行。其维愚人，复谓我僭，民各有心”。温柔敦厚是君主推行德教和基本。
        聪明的君主，能听取善言的劝告，并顺其道德之行，实行德治。愚笨的君主，反认为告其善言的人，僭起职守，心怀异志。
        为了造就贤人和有道德的人，“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无斁，誉髦斯士”。
        周代开办学校教育，“于论鼓钟，于乐辟雍”。朱熹注：“辟雍，天子之学，大射行礼之处也”。国家通过辟雍来培养人才。
        不仅国家办学校，而且各诸侯也办学。此举不仅提升了国家文明的形象，而且使国家拥有一批有智慧、有道德、有能力的人才，这是富国强兵的基础和前提。文德和教德是实行为政以德的重要方面，不可或缺。
忠孝道德
       天命靡常，上帝的意志变化无常，王权予夺的命令也非永恒不变，上帝根据有德与无德而做出予或夺的改变。“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此与《尚书》“以德配天”思想相一致。
       文德的内涵包括礼乐的典章制度、祭祀朝聘礼仪、道德规范等，体现了当时社会、政治、制度、道德文明，凸显人们对社会生活和洽的诉求和对战争所带来劳民伤财的体认。
       统治者要有道德，才能怀柔万国。“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万邦，闻于四国”。申伯的品德安顺而且正直，以他的美德使万邦归顺，他善良道德声誉闻达四方。
      “仲山甫之德，柔嘉维则，令仪令色，小心翼翼，古训是式，威仪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赋”。

        仲山甫的柔和而美善的道德，能善其动止的威仪，善其容貌的颜色，又能小心翼翼地遵守法律。“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早晚不懈怠地工作，为忠于宣王的忠君之德。
        出则忠，入则孝。有孝德者可以感化人，使人孝敬父母和长者。在这里忠孝有其一致性，这是宗法家国同构社会的特色。
        在兄弟国家和家族家庭的兄弟之间，“既有君子，孔燕岂弟。宜兄宜弟，令德寿岂”。天下之理，没有言而不答，没有德而不报。假如你能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则子孙、万民都会继承此惠于朋友之美德而行于天下。
      《诗经》修德配命，爱民之德，为政以德，忠孝道德，四者从如何敬畏天命，如何爱民以永天受命，如何从典章制度、实行德政，以使国强民富，以及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的道德伦理关系，都做了以德为核心话题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