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门领袖挽狂澜，功彪千秋永流芳|各地各界纪念圆瑛大师圆寂七十周年

在圆瑛法师纪念堂落成仪式上的致辞

(2023年7月29日 浙江宁波)

宗性（中国佛教协会驻会副会长）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各位法师，各位同仁：

大家上午好!

“太白峰前启法筵，十方龙象集群贤。”今天，我们齐聚在宁波天童寺圆公塔院，隆重举行圆瑛法师纪念堂落成仪式。我谨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向圆瑛法师致以崇高的敬意，向纪念堂落成致以热烈祝贺，向莅临落成仪式的各位领导致以衷心感谢!

圆瑛法师一生爱国爱教、维护和平，弘法布道、慈悲济世，忘我利他、服务社会，重视教育、培养人才，为振兴近现代中国佛教奉献了全部身心，是近现代佛教中国化的奠基者与实践者，是近现代中国佛教界爱国爱教的旗帜和典范。圆老的崇高精神和高尚品德，为全国佛教徒树立了一座丰碑，为今天我国佛教事业的健康发展留下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永远值得我们仰止和崇敬。

圆瑛法师与宁波因缘殊胜，曾住持天童寺、七塔寺、接待寺、永宁寺等多座佛教丛林法席。1903年，圆瑛法师来到天童寺，依寄禅法师学习禅法，由此开启了与天童寺的因缘。翌年，圆老开始担任天童寺主要执事，为佛事筹划、兴利革弊、护教安僧做出了贡献。1906年，圆瑛法师在七塔寺承慈运法师亲传法印，成为临济正宗。1917年，担任宁波佛教会会长。同年，创办宁波普益学校。1919年，担任宁波白衣寺孤儿院院长。1930年，担任天童禅寺住持，在升座时圆老当众宣誓“为法为人，尽心尽力”，并提出“十二不”一一“不贪名、不图利、不营私、不舞弊、不苟安、不放逸、不畏强、不欺弱、不居功、不卸责、不徇情、不背理”，在整肃寺规、树立道风等方面建树颇多。壮年之后的圆老，虽弘法各方，但仍情系天童。1953年6月，中国佛教协会于北京成立，圆瑛法师众望所归，被推选为首任会长。垂暮之际的圆老秉持“生归丛林死归塔”的丛林传统，由上海回到天童寺，并圆寂于此，由此，天童寺也成为圆老归藏之地，是四众弟子缅怀圆老崇高精神和弘法伟业的庄严道场。

今年是圆瑛法师圆寂的第七十个年头，纪念堂在因缘具足之下终得落成，这也是圆老慈悲济世之心、利益众生之情的再次延续。站立纪念堂前，心香清供，忆长老往昔，我们应学习圆老爱国爱教的伟大精神，学习圆老宣扬的“大慈悲、大无畏、大无我”，继承圆老遗志，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高举爱国爱教的伟大旗帜，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人间佛教思想，推进当代佛教中国化道路实践，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谢谢大家！

深切缅怀佛教领袖圆瑛长老

圣辉

今年是佛教领袖、一代高僧圆瑛长老诞辰一百四十五周年暨圆寂七十周年，更是长老出任中国佛教协会首任会长七十周年，佛教界在深切怀念长老，爱国护教，慈悲度众，讲经说法，安僧弘道的懿德胜行之际，四众弟子无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圆瑛长老（1878－1953），名宏悟，字圆瑛，别号韬光，又号一吼堂主人。福建古田人，俗姓吴，名亨春，幼读诗书，聪颖过人。19岁时正式出家，投福州鼓山涌泉寺，礼兴化梅峰寺增西上人为师。次年，依妙莲和尚受具足戒。21岁时，到常州天宁寺依止冶开和尚参学。五年后，又到宁波天童寺依八指头陀敬安大师学禅，又复遍参大善知识，从通智老人听讲《楞严》，谛闲法师学天台教观，接受祖印老法师的法相唯识、道阶法兄的天台教观，慧明大德的向上宗乘，自是宗说兼通，行解相应，辩才无碍，为海内共仰。

1903年3月，时年26岁的青年僧人圆瑛长老来到宁波天童寺，依止时任住持敬安寄禅大师为师学禅。并相佐敬安大师文墨工作，成为得力助手，师徒相得益彰。天童寺当时是子孙庙，自敬安大师住持以后，由圆瑛长老协助，大力变革，历经许多艰辛困难，终于改子孙庙为十方选贤丛林，成为天童寺史上光辉的一页。

1904年11月，圆瑛长老时任天童寺写法书记与大知客师，对佛事筹划、兴利革弊等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太虚法师于此时受具于天童寺，乞戒于敬安大师，以其聪慧异常，深为敬安大师赏识。从此后，圆瑛与太虚两位法师成为敬安大师二大弟子，两人在佛学理论上各有千秋，誉为佛门双擘，在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双璧流芳。

1906年，圆瑛长老又于宁波七塔报恩寺，拜谒慈运老和尚，亲承法印，传临济正宗第四十世，为临济嫡传。圆瑛长老在禅修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36岁时，于接待寺读宋初著名禅僧永明延寿、明末名僧莲池株宏的著作后，又归心净土。从此，圆瑛长老力唱禅净双修，自力他力并重之旨。

时中西交融，新学旧学相争，清政府面对社会的不满，提出罢科举、兴学校的创议，但是南方各省官吏以没有钱为借口，建议提取寺产办学。此事传出之后，佛教界僧徒震惊恐慌，莫知为计。这时，因敬安大师在佛教界声名最旺，有人遂背着他以天童寺住持的名义，联合浙江三十五寺投请日本本愿寺僧伊藤贤道借传教保护以相抵制。此事经各报纸披露，天下大哗，外务部亦电询浙江巡抚聂仲芳。敬安大师认为此事辱国辱教，以此为甚。他赶快致函洋务局，力陈窃名之妄，请严行拒绝。聂仲芳也电复外务部，表示拒绝，同时要求各郡自办僧学，以杜绝国外势力介入，由学部颁行僧教育会章程。1908年秋，敬安大师主办宁波僧教育会，圆瑛与太虚、栖云襄赞之。他们创办了僧众小学和民众小学，僧学的创办，意味着佛门义理的规范化与系统化，同时揭示出佛法般若的开放性和普适性。由此，僧人皆自办僧学，设立僧教育会，中国佛教之僧学教育，从此开始。

1908年夏秋之交，圆瑛长老因为寺产纠纷，被宁波县衙拘禁。闻听消息，与他发愿结拜“同为佛国栋梁”的盟兄弟太虚长老心急如焚，即刻写信请人送到敬安大师处，央其营救圆瑛长老。但是信函中语气偏激，甚至有指责敬安大师没积极营救之意，当然这是太虚长老年轻气盛，做事心急之故。圆瑛长老也是自己弟子，敬安大师岂有不救之理？世事难周全，一时不得而已。当即，敬安大师赶到十里开外的七塔寺叱责太虚。针对他的缺点而鞭策，这使太虚长老开始悔悟。以后太虚长老常常检讨自己，认为这是法器成长必须的一课。没几天，敬安大师终于得到机会，将圆瑛长老救出，师徒三人相敬如初。

1909年，圆瑛长老接任宁波接待寺住持，并在该寺创办佛教讲习所。在佛教界崭露头角。他住持过的国内外名山宝刹有12处，其中地属宁波者有四，可见宁波佛教界对圆瑛长老道风之景仰及圆瑛长老与宁波感情之深。他在住持这些名山古刹时殚精竭虑，不仅使自己在佛学的造诣上日渐提升，同时亦为复兴名刹建立了不朽功勋。

圆瑛长老与宁波丛林结缘最早的还是天童寺，依止敬安大师学禅后，一住六年，为宗学修养打下了夯实的根基。敬安大师对圆瑛长老的人品才学十分器重。1910年5月，敬安大师到接待寺，礼请圆瑛长老再回天童，因作《接待寺纳凉感旧，并促圆公还天童二首》，诗中深情说道：“圆公吾旧侣，曾掩万松关。一别玲珑石，长辞太白山。岩花空自笑，诗草共谁删？便欲运神力，携君天际还。”

1911年5月，圆瑛长老应敬安大师召，集会上海。时以推行地方自治，占寺夺产之风益急，公推敬安大师进京请愿。以川汉铁路风潮未能成行。1912年4月，敬安大师在上海联合十七布政司旧辖地僧人，筹创中华佛教总会。敬安大师被选为会长，圆瑛长老被选为参议长。发布宣言，主张保教保僧，提倡教育，拥护中华民国。当年10月，以北京政府有清查寺产，销毁佛像之议，由总会决议，推选敬安大师以总会会长名义，代表全国僧界，入京请愿，敬安大师就是在这次请愿中以身殉教的。

敬安大师殉教后，圆瑛长老写下了挽诗、挽联各四首，诗中直言：“吟诗说偈浑闲事，为法捐躯有几人？”其挽联分别寄往各地追悼会场，以志哀悼。现今天童寺“寄禅老和尚之塔”，旁刻“一片慈云护太白，冷香塔锁万松关”，亦为圆瑛长老旧作。

1929年，圆瑛长老与太虚长老等共同发起成立中国佛教会，被推为理事长。圆瑛长老继承了敬安大师爱国爱教思想，他主张“国家存亡，匹夫有责；佛教兴衰，教徒有责。”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写下了“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并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同时致书日本佛教界，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

圆瑛长老也继承发扬了敬安大师人间佛教思想。1934年在上海创办圆明讲堂后，就常住讲堂讲经说法，著书立说。1942年在圆明讲堂举办了圆明楞严专宗学院、上海圆明佛学院、圆明法施会，刊印圆瑛长老所著《楞严经讲义》等20余种经书，并设莲池念佛会，培植僧才，使圆明讲堂盛极一时。圆瑛长老以《楞严经》为核心，沟通天台、贤首、禅宗、净土四宗，博大精深，熔各宗于一炉，会禅净于一体，破除门户之见，消灭宗派争端。

1939年秋，圆瑛长老正在圆明讲堂主持法事，日本宪兵以抗日分子罪名逮捕了他和身边侍者明旸法师，经20多次审讯，长老都镇静自若，闭目打坐，表现出中国佛教徒的民族气节。经过一番激烈的较量后，日本宪兵队长见圆瑛长老威武不能屈，转而劝诱大师与之“合作”，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长老以老病相辞。日本宪兵对圆瑛长老迫害的同时，也对身边侍者明旸法师施以酷刑，明旸以师尊为榜样，毫不动摇。在舆论压力下，鬼子终于将师徒俩释放。饱尝牢狱严刑达一月之久，圆瑛长老在这次劫难中临危不惧，这正是他平日修持，定力功深的表现。出狱后，他在北京中国佛学院的演讲中，号召佛教青年要肩挑“救国爱教”二副重担，不能闭门读书，要对国家存亡负起责任。广大群众和教友同声赞美，称之为“爱国老人”。

圆瑛长老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前夕，曾有人请他到南洋安度晚年，他婉言谢绝道：“我是中国人，生在中国，死在中国，决不他往。”表现出高度的爱国情怀。他热心慈善事业，创办孤儿院、福利院、圆瑛小学，收容孤儿，救济贫困儿童入学，深受当地群众爱戴。

解放初期，1952年我国在北京召开亚太和平会议，圆瑛长老积极响应人民政府号召，曾致函中央领导表示热烈拥护和平会议。9月8日，圆瑛长老与喜饶嘉措同被选为中国代表团的佛教代表出席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和平会议。会议期间，长老曾和与会的各国佛教徒联合发表声明，号召各国佛教徒团结起来，为实现亚太和平会议的决议而做出努力。圆瑛长老以75岁高龄，参加了和平会议后回到上海，即在圆明讲堂由明旸法师协助建“祝愿世界和平法会”，宣传和平会议精神。

1953年5、6月间，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召开成立会议，这是中国佛教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盛会。圆瑛长老因病请假，未能出席，仍被推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第一任会长，这是圆瑛长老一生最荣光的事，体现党和政府以及全国佛教徒对于他的信任和崇敬。

圆瑛长老毕生爱国爱教，精进勇猛积劳成疾。1953年6月，住进上海华东医院治疗。7月中旬，圆瑛长老自知尘缘将尽，决意归老于天童寺，即嘱咐明旸法师：“我们出家人，生归丛林死归塔，我决意要回天童。”于是束装就道，沿途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专车护送。临行之前，写下遗嘱一纸，交赵朴初居士，留待身后发表，原文如下:

余一期将尽，力疾还山，身托祖庭,心栖净土，于兹当长别，愿留数言：

一：社会道德，普遍提高，时节因缘不可思议。凡我佛子，各宜精进，力行十善，勤修六度，行菩萨道，各宗各派，同宣斯义，出家在家，各尽其力，互助无争，团结第一。

二：余以衰年，幸逢盛世，去岁晋京，参加和会，得见开国之伟大气象，及各邦人士对吾国之衷心爱敬，使余于祖国建设与保卫和平事业增加无限信心，深感毛主席领导英明，旷古未有。愿我全国佛教徒同心同德积极参加爱国运动，致力和平事业。应思利民护国，饶益有情，乃成佛之基，众善之首。

三：四大幻住，迁化随缘，身后安排，宜从简约。发讣开吊，世俗所为，悉当免除，毋增罪咎。

圆瑛

公元1953年8月15日

今天，我们读圆瑛长老这份遗嘱，仍为之感动不已。

圆瑛长老不仅精通佛学，在儒学、历史、伦理、诗词、书法各领域也达到很高造诣。中华传统文化对他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精神的形成及为教奉献的菩萨行更是影响至深。

1953年10月18日，赵朴老在上海佛教界举行的圆瑛长老追悼大会上说过：“圆瑛法师一生事迹，大家都是知道的。过去弟子们曾经有过文字记载，将来也可能有更详尽的撰述。”1986年起，明旸法师主编《圆瑛大师年谱》，后又继续修订，明旸法师圆寂后，在他的弟子龙华寺照诚方丈的主持下一再重版。这是一份弥足珍贵的资料。

圆瑛长老离开我们已经七十年了，我们纪念他，研究他，是因为他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精神遗产，在花花世界滚滚红尘的今天，无论僧俗两界，都可供借鉴学习。圆瑛长老在风云变幻的各个历史阶段，在爱国爱教的事业方面，始终与人民共呼吸，领导佛教徒走正确的道路。圆瑛长老的遗训教导，将继续引导我们佛教徒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高举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旗帜，坚持爱国爱教，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途中勇猛精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