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主席一再赞颂中外高僧，意味深长！

　　高僧的博学多闻，禅师的多才多艺，方能担当起文化交流与文明对话使者的大任，他们从传承者做起，最终成为创新者。盖寺院，兴法事，莫不为了弘法布道，而非为了挟佛敛财。可以留下思想、文字、作品的出家人才能真正成为彪柄史册的高僧大德。——纯道题记

　　5月2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会
　　
　　2015年5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日双方应该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共促和平发展，共谋世代友好，共创两国发展的美好未来，为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贡献。在讲话中，习近平提到了中国古代高僧隐元禅师的名字，他是中国佛教临济宗著名禅师，也是习近平上任后第五位被提及和赞颂的高僧。中国国家领导人在短时期内首次高密度赞颂中外高僧的举措，意味深长，值得关注。
　　

第一位赞颂的高僧：中国唐代玄奘法师

　　2010年5月28日，习近平会见到访的印度总统帕蒂尔时，特别提到了白马驮经与玄奘西游的历史价值，肯定了佛教交流对于文明影响的重要作用。

　　2013年9月14日，习近平在出席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时，再次提及唐代高僧玄奘的名字，赞扬他促进了不同文明交流和发展。

　　2014年9月17日，习近平访问印度第一站，来到玄奘当年留学印度时生活过的古吉拉特邦，并提出中印共同推动“玄奘文化交流规划”的倡议。

　　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在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总部发表演讲时，提到：“中国唐代高僧玄奘西行取经，历尽磨难，体现的是中国人学习域外文化的坚韧精神。根据他的故事演绎的神话小说《西游记》，我想大家都知道。

　　2015年5月14日，习近平在西安会见来访的印度总理莫迪，并陪同莫迪参观西安大慈恩寺和大雁塔，这是当年玄奘西游归来后藏经译经的地方。几年之间，五次提到中国古代高僧玄奘，可见其在习近平心目中的位置与份量。
　　

第二位赞颂的高僧：中国东晋法显和尚

　　2014年9月16日，习近平访问斯里兰卡前，在当地报纸上发表题为《做同舟共济的逐梦伙伴》的文章，着重提到：“中国和斯里兰卡有高僧法显开启的千年佛缘，有郑和七次远洋航海的历史纽带，有患难见真情的米胶协定，更有两国人民在印度洋海啸和汶川地震中守望相助的感人佳话。在值得赞颂的名单中，东晋高僧法显的名字被列在了第一位。
　　

第三位赞颂的高僧：新罗王子金乔觉

　　2014年7月4日，习近平在韩国首尔大学演讲时说到：“回顾历史，中韩友好佳话俯拾皆是。从东渡求仙来到济州岛的徐福，到金身坐化九华山的新罗王子金乔觉。”被习近平提及的金乔觉，又名释地藏，俗称金地藏，是古新罗国（今朝鲜半岛东南部）王子，渡海来唐，卓锡九华，修行75载，99岁圆寂，肉身不腐，九华山遂辟为地藏菩萨道场，从此名闻海内外。

第四位赞颂的高僧：中国台湾星云大师。

　　2006年、2013年、2014年、2015年，习近平四次会见台湾佛光山创始人星云大师，对星云大师的修为给予高度评价。在第三次于北京会见时，习近平对星云大师说：“大师送我的书，我全都读完了。”之前，星云大师向习近平赠送过自己的两套书《迷悟之间》和《百年佛缘》
　　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习近平说：“一个多星期前，印度总理莫迪先生访问了我的家乡陕西省，我在西安同他一道追溯了中印古代文化交流的历史。隋唐时期，西安也是中日友好往来的重要门户，当年很多来自日本的使节、留学生、僧人在那里学习和生活。他们中的代表人物阿倍仲麻吕，同中国唐代大诗人李白、王维结下深厚友谊，留下了一段动人佳话。”
　　阿倍仲麻吕（698—770年），日本著名遣唐留学生，中日文化交流杰出的使者，入唐后改名朝晁衡。1978年，西安市和奈良市协议在两市各建一座纪念碑供后人瞻仰和缅怀。仲麻吕天资聪敏，自幼勤奋好学，尤其酷爱汉文学。仲麻吕和唐朝著名诗人王维、李白、储光羲等都有过亲密交往。储光羲对他十分赞赏，曾写诗《洛中贻朝校书衡，朝即日本人也》相赠，储光羲的诗名在当时也因晁衡而远播于东瀛，并被供奉于日本京都的诗仙祠中。晁衡曾经送给李白一件日本裘，李白很受感动。　　

第五位赞颂的高僧：中国明代隐元禅师

　　习近平还特别提到：“我在福建省工作时，就知道17世纪中国名僧隐元大师东渡日本的故事。在日本期间，隐元大师不仅传播了佛学经义，还带去了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对日本江户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2009年，我访问日本时，到访了北九州等地，直接体会到了两国人民割舍不断的文化渊源和历史联系。”

　　隐元（1592年-1673年），俗姓林，名隆琦，福建省福清市人。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投福清黄檗山万福寺剃度出家，法号“隐元”。周游各地，遍访名师，崇祯八年（1635年），成为佛教临济宗正式传法者。两年后，为黄檗山万福寺住持。四出募化，扩建寺院，使万福寺成为中国东南名刹。永历五年（清顺治八年，1651年）万福寺僧众达数千人，出了不少学有专长的高僧，隐元因此被尊为一代僧杰，名扬海内外。
　　

　　《隐元禅师画观音像》

　　永历八年（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隐元应邀率三十位知名僧俗，从厦门启航赴日本长崎。1659年日本皇室赐京都宇治醍醐山麓一万坪地给隐元创建新寺。新寺规制悉照中国旧例，也取名“黄檗山万福寺”，隐元成为日本黄檗宗的开山鼻祖。隐元开过三回“三坛戒会”，为两千多人受戒。　

　　《隐元禅师画观音像》

　　隐元东渡，继渡宋求法僧荣西、道元开创的日本临济宗、曹洞宗之后，独树一帜，开创了黄檗宗。日本黄檗宗称福清黄檗山万福寺为“古黄檗”或“唐黄檗”，以示与隐元开创于日本京都有府宇治市的黄檗山万福寺相区别，并道出了两地黄檗间的渊源关系。1673年日本天皇赐予隐元“大光普照国师”尊号，三天后圆寂。至1708年，日本黄檗派寺院已发展到1010个；到1867年，日本“黄檗宗”衍为八派，嗣法者达4648人。至今日本崇奉“黄檗宗”的僧俗达数百万人。　　

　　观音 隐元题、陈颐画

　　
　　隐元从东渡到溘然圆寂，二十年间，历尽艰辛挫折，竭力弘扬祖风。他专门从福建泉州请雕塑师范道生雕塑佛像，制定了新黄檗的规约，促进了新黄檗的兴隆发展，使中国佛教古黄檗的传统、法式得以弘扬。隐元的家风，明末的黄檗禅，具有强烈的西方净土色彩，禅净融合的宗风和教化形式，给长期处于锁国状态下，力图摆脱固定化、形式化束缚的日本佛教界带来了活力。隐元的禅净双修与密教祈祷主义相融合的佛教思想特色，令日本佛教界刮目相看。
　　

　　隐元 1611年作 草书 立轴

　　隐元禅师的高风亮节，备受日本朝野的推崇。不论是皇室、朝廷、幕阁、幕臣，还是各地大名、藩士、信士、庶民，他们或亲自参谒，或求诗偈、题赞，或为外护，竭尽所能援助黄檗山的经营，赞助禅师语录、诗偈集的出版。这一切，弘扬了古黄檗宗风，巩固了与各阶层的联系，促进了新黄檗在日本的发展。　　

　　隐元知识广博，诗文书法均佳。著有《弘戒法仪》、《语录》10卷、《云涛集》1册，为佛学珍贵遗产。当时的黄檗僧多能诗善赋，时有“诗南源，文高泉”之说。南源性派擅诗作，高泉性潡长文章，都深得隐元推崇。隐元与他的弟子木庵性韬、即非如一三人的书法作品广为世人珍藏，被誉为黄檗三笔。黄檗派书风给当时书法界很大影响。　　

　　隐元带到日本的中国建筑、雕塑、书法印刻、雕版印刷、医药学和音乐等，在日本被称之为“黄檗文化”。以隐元为首的黄檗禅僧和文化人的东渡，直接传播了明清文化，在思想、文学、语言、绘画、书法、篆刻、建筑、雕塑、印刷、音乐、医学、饮食等方面，都对日本近世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自“三颗千年松”公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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