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运
编者按:
文运先生在2013小鹰学员开营培训中的讲课,我们已刊发两期,上期文运先生提出“探索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出路需要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精神”,那么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核心是什么呢?让我们继续在文运先生的分享中,思考传统文化对于当代社会发展的意义和价值。
重器物、轻思想,是与传统文化相关的产业社会效益不尽人意的重要原因
传统文化是什么?这是个看似很明白,实际又很模糊的问题。说到一个民族的文化,至少应当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外围是器物、技艺等形而下部分,中间是民俗等制度约束部分,核心是思想等形而上部分。
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立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几年下来,我们能看到的实际工作却主要是围绕形而下的一些器物、技艺展开,比如传统建筑、戏曲、书法、陶瓷、手工艺品的保护与开发等。这些器物和技艺本来是传统文化的思想等形而上内容的应用载体,但在传统文化思想不能彰显的情况下,它们已经异化为普通的商品物,成为商业利益的载体。
重器物、轻思想,或许是近年来与传统文化相关的产业经济效益快速增长、社会效益不尽人意的重要原因。
当代西方许多重要思想观点,在中国先秦思想家的论述中已有提及
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伏羲画卦,到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形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当代西方许多重要思想观点,在中国先秦思想家的论述中已有提及。
比如《尚书》中提到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老子》中提到的“圣人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孟子》中提到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以民为本”的朴素民主思想,《老子》中提到“我无为,人自化”“我无事,人自富”“民之难治,以其上有为”等“小政府”社会治理思想,《韩非子》中提到“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不恃赏罚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贵也”“有术之君,不随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等法治和制度主义思想,《管子》中提到“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优先发展经济思想,《列子》中提到杨朱“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等利己“经济人”假设思想,等等。
大唐盛世中,儒释道被定格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干
秦始皇焚书坑儒,导致先秦学术思想高度繁荣的局面一度消失。所幸,以钳制思想、严刑峻法为务的秦帝国仅仅维持了不到15年就彻底覆灭。此后,各种各样的思想仍然在中华大地上不断涌现。至迟在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隋唐时期,佛教在与儒道等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的磨合交融中,结出了璀璨的人类文明硕果——汉传佛教,开演出了大乘佛法和中国式思维的深广境界。
这时,儒、释(汉传佛教)、道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显学。但将这三家同尊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是由开创了中国乃至人类历史上最为罕见的经济高度发达、文化高度繁荣、军事实力超强、高度包容开放的全面盛世的大唐帝国君主所为。唐太宗、武则天对佛、道、儒都很尊崇。特别是开元盛世期间,唐玄宗先后亲自对儒家《孝经》、佛教《金刚经》、道家《道德经》做了注解,以政治的权威明确了儒释道三教并行的原则。至清朝,雍正皇帝在上谕中总结说,“三教之觉民于海内也,理同出于一原,道并行而不悖”。
可以说,儒释道三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干,经过了两千年的大浪淘沙的历史抉择,并非偶然。儒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泛爱众”的利他价值观和责任心的塑造,善于解决“干什么事”的问题;道教强调“无为无不为”、“反者道之动”的方法论体证,善于解决“如何干成事”的问题;汉传佛教则融合儒道两家,既强调“大慈大悲”的利他精神,将儒家的责任心由对人扩展到对一切众生,又强调“性空缘起”的无我智慧,将道教的无为深化到无我,解决的是无限生命如何圆满的问题。
儒释道都不承认造物主的存在,强调命运是自决定而非他决定,主张人人皆可学为圣贤、学为佛陀、学为仙真,与以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一神教”为核心的西方文化迥然有异却又长短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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