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胸无恼怒
2015-12-30 00:00:00 发布：妙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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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素来为曾国藩所看重，在他的各类文章与书信中，与养生有关的内容比比皆是，既有饮食起居、精神情志的调摄，也有疾病的护理，还有锻炼肢体的方法等，涉及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大多是他身体力行的经验总结，可见他的养生实践非常丰富。
大体而言，曾国藩的养生与修身紧密结合在一起，偏重于心性修养。传统养生学素来十分关注道德修养与养生的密切关系，认为精神的愉悦与道德的满足感均有助于身心的安泰，在养生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养生理念尤其为儒家学者所重视，堪称儒家养生的特色。
曾国藩作为晚清有名的理学家，对于修身与养生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他在中年时所写的《养生要言》中，就对此有所归纳，认为仁养肝、礼养心、信养脾、义养肺、智养肾。仁、义、礼、智、信合称“五常”，是儒家学者所推崇的品格和德行，曾国藩将其与心、肝、脾、肺、肾这五脏一一对应，认为五常具有养护五脏的效用。在曾国藩晚年，他在强调修身的功效时将其归纳为：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钦。这些都可说是他在长期的修身实践中得来的经验总结，值得重视。
曾国藩之所以重视养生，与他身体状况不佳有很大关系。他素来体弱多病，一生疾病不断，特别是困扰他终生的极为严重的皮肤病，更给他带来了不尽的烦恼。他小时候就浑身长癣，等到中年之后，更是越来越严重，发作时遍身生疮，奇痒异常，晚上彻夜抓痒而无法安眠，甚至打算“买一妾代为抓痒”。虽然延请无数名医，但却始终无法根治，让他苦不堪言。
由于长期为疾病所困，多方医治而不见效，所以曾国藩对于医药持怀疑态度，“以‘不药’二字为 药”。事实上，皮肤病与人的精神因素有着极重要的关系，结合曾国藩的生平来看，疾病在中年之后发作日益频繁和严重，而此时期，也正是他仕途上越来越权高位重之时，精神压力也日益增大，从而成为疾病的重要诱因，而这并非是单纯的医药所能疗治的。
曾国藩重视养生是从而立之年开始的。此前，他也曾有过年轻孟浪的岁月，一度沉湎于酒色之中。但在三十岁左右的时候，他开始下定决心要修身养性，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身体状况非常糟糕。在当时的日记中，他感叹自己已经三十岁了，却一事无成，而且“精神亏损”，身体很差，他希望自己“无纵逸欲，以丧先人元气……庶几稍稍培养精神，不至自速死”。从这些描述来看，他的身体无疑与“逸欲”过度有关，而且情况已经到了颇为严重的程度，甚至于担心自己要死去。
曾国藩虽然自称资质顽劣，但他有一点长处为他人所不及，就是极为倔强，做事有恒心，有毅力，一旦下定决心，就绝不回头。如他本来有吸食水烟的爱好，每天烟壶不离手，但自下决心要洁身自爱之后，便彻底戒除了水烟，终身没有再吸。
曾国藩修身养性的一个重要手段便是严于反省，这在他的日记中有极为清楚的展现。他对于自己的言行的反思极为严格，毫不掩饰自己思想中卑劣的念头与想法。这一点诚属难得，因为日记虽然是写给自己看的，但许多人实际上并不敢正视自己的言行，或者未写之前就已经存了将来要流传后世之类的杂念，下笔时每言不由衷，虚加掩饰。而曾国藩严于律己，对自己毫不留情地自我批判，这也正是促使他不断提高修养的最佳方法。
修身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情志的调节，这也是曾国藩着重反省的内容。在各类情志中，曾国藩特别强调要克制愤怒，认为“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他在不同的场合中都反复强调制怒对于身心健康的重要性，如在给兄弟的信中说，要想保全生命，“当视恼怒如蝮蛇，去之不可不勇”，将恼怒比作毒蛇，强调其危害之深。在给曾纪泽的信中，强调“既戒恼怒，又知节啬”就算是掌握了养生之道。他在劝家族子弟的“养生六事”中也包括“胸无恼怒”。
这实际上是曾国藩在养生实践中的深切体会。他一生都在政治的诡谲风云中沉浮，身处极为特殊、复杂的环境，承受着旁人无法想象的精神压力，情绪的波动起伏极大，遭遇忧愤难平之事可谓家常便饭。在给弟弟的信中，他也坦承，即便是渐入老年之时，也时常有怒不可遏的时候。
发怒向来是养生大忌，对于身体的危害性众所周知，所谓“怒伤肝”，许多养生家都指出，在人的七情之中，“怒”对于人身体的损伤最大。此外，人在盛怒之下，容易失去理智，做出冲动的事情，后悔莫及。
因此，曾国藩十分注意制怒。每遇到愤怒难平之事，他都强迫自己来压制胸中的愤懑之情。他以佛家术语“降龙伏虎”作比，认为龙是相火，虎是肝气，而古人所说的“窒欲”，就是降龙，“惩忿”，即是伏虎。自然，曾国藩很清楚，克制愤怒绝非易事，因此，他采取变通的办法，认为不可能完全不发怒，关键在于要稍稍遏制，不让怒火过头。
旁人每叹服曾国藩修养之高，殊不知，他在修身中所花的工夫实非常人所能为，自然，这也正是他的过人之处。
来源：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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