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田应供，古德流风 ——纪念圆瑛大师诞辰一百四十五周年暨圆寂七十周年

纪念圆瑛大师

诞辰一百四十五周年

暨圆寂七十周年

“爱国每垂忧国泪，感时深抱救时心。”圆瑛法师一生，跨越中国新旧两个时代。在跌宕起伏的时代大潮中，大师虽已出世但毅然入世，爱国护教，始终践行报国济世宏愿，是佛教界为人宗仰的一代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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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瑛大师，俗姓吴，出家后法名宏悟，字圆瑛，号韬光，又号一吼堂主人。福建省古田县人，父名元云，母亲阙氏，因祷于观世音菩萨，梦观音送子至，于清光绪四年（一八七八）生此子。

圆瑛大师五、六岁时，父母先后去世，由叔父照应生活。入塾读书，十分颖悟。年龄渐长，感到身世孤零，人生如幻，欲出家为僧，叔父不许。十九岁时大病，病中发愿，如获痊愈，决出家修行。病愈后，便到福州鼓山拜兴化梅峰寺增西上人为师，剃度出家。翌年，到涌泉寺依妙莲和尚受具足戒，并从学习教律仪。未几，到福州大雪峰寺随达公和尚修苦行，充当饭头菜头，任劳任怨不以为苦。

二十一岁时，发心行脚参访。先到常州天宁寺，依冶开老和尚参究禅宗心法，老和尚道风严峻，对弟子不稍宽假，因之获益者众。在天宁寺学习四年，又到宁波天童寺，依八指头陀敬安禅师习禅定，一心参究。其间随道阶、谛闲、祖印、慧明诸师学习天台教观，前后有六年之久。由于学习努力，在佛学和修持上有深厚的基础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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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出兵强占中国东北三省。适值此年，圆瑛大师被选举为中国佛教会主席。目睹同胞无家可归、颠沛流离，耳闻日本侵略军在东北的种种暴行，深怀国土沦丧之痛，大师在上海圆明讲堂亲自主持护国道场，并以全国佛教会主席的名义通告各地佛教会组织启建护国道场，并致电蒙藏院，要求制止日本强占我国土之侵略行为。

在圆瑛大师的倡导下，全国各地启建护国道场。大师从佛教的角度阐释保家护国的道理，号召民众奋起抗敌。1936年，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华北，圆瑛大师在上海发起启建丙子护国息灾法会，并请在苏州闭关的印光法师至上海说法，号召全国佛教徒奋起卫国，为抗日将士捐款。印光法师“每日说法2小时，万众围绕，盛极一时，圆满日皈依者千余人”。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又同为崇尚佛教的国家。“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圆瑛大师以中国佛教会主席的名义致函日本佛教界，号召日本佛教界“共奋无畏之精神，唤醒全国民众”，“制止在华军阀之暴行”。在函中，圆瑛大师指出：“我佛以慈悲平等救世为主义，贵国号称信奉佛教，对国际间应实施慈悲平等主义，而造成东亚之和平，进一步而造成世界之和平。”从佛学的角度，阐明了处理国际关系所应持的平等原则。此函不仅在日本佛教界产生很大反响，而且在东南亚佛教徒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37年10月后，圆瑛大师几度携弟子明旸法师出国，分赴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怡保、马六甲等地讲经说法，筹款救国。每到一处不仅得到当地佛教界的欢迎，而且得到广大华侨的热忱捐助，为抗日救灾，筹集了大批款项。至1939年止，总计募得10万余元，并陆续汇往上海，充当抗战经费。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圆瑛大师主持召开了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紧急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亲任团长，并紧急通知京（南京）沪地区各寺庙派出200多名年青僧众，往上海玉佛寺报到，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第一京沪僧侣救护队。随后，第二汉口僧侣救护队、第三宁波僧侣救护队相继成立。

圆瑛大师要求参加救护队的每位僧侣，发扬佛教救世的“大无畏”、“大无我”、“大慈悲”的三大精神， “忘却身家之我见”，以大慈大悲去救苦救难。僧侣救护队深入前线，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救死扶伤，护送难民。仅京沪队第一分队，“出入江湾、闸北、大场等前线，抢救受伤战士不下万人”。本为不染血腥的清静之地的寺庙也辟为收容战地伤兵的佛教医院和接纳灾区难民的佛教收容所。

1937年冬，上海沦陷，阵亡的中国士兵和罹难难民的遗骸无人收埋，圆瑛大师发起组织掩埋队，昼夜不停，花了3个多月时间，总计掩埋尸体一万多具。

圆瑛大师率领中国佛教界在抗敌救灾方面的一系列义举，获得了国内外的高度赞扬，当时国民党军将领陈诚也不得不承认：“真正到前线上去救护的只有他们。”

圆瑛大师的正义行为，引起日本侵略者的忌恨。日本侵略者先是对他进行拉拢，要他出任“中日佛教会会长”，遭到圆瑛法师的严辞拒绝。

1939年农历九月初一，日本宪兵突然包围圆明讲堂，以抗日的罪名逮捕了圆瑛大师等人，押往上海北四川路日本宪兵司令部进行刑讯，企图威逼圆瑛大师承认并声明抗日有罪。圆瑛大师大义懔然面对侵略者的刑具，毫不屈服，高声念佛。

随后，日寇又将他押往南京的日本宪兵司令部，由日本的所谓佛学专家进行刑讯。这些专家被圆瑛大师高深的佛理驳得哑口无言。理屈词穷的日寇恼羞成怒，对圆瑛大师进行百般肉体折磨，每天都折磨至深夜不止，几度使其昏厥不省人事，企图迫其就范。但圆瑛大师心系民众，深信自身的痛苦可以减免众生的痛苦。最后，日寇无计可施，又迫于外界压力，只好将他释放。脱离虎口的圆瑛大师，仍然不改初衷，为抗敌救灾而奔走呼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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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一生精研《楞严经》，以楞严经义融摄台贤禅净诸宗。

1908年秋，大师协助寄禅禅师兴办僧众学堂，组织僧教育会，此为我国有僧教育会和僧学校之开始。1917年当选为宁波佛教会会长，并创立宁波普益学校，创立镇海僧立国民学校。1909年至1918年，大师应邀住持宁波接待讲寺，创办佛教讲习所，并为接待寺讲堂题名为“一吼堂”。

大师先后十主禅林，领众学修，所到之处清规整肃，海众安和。大师曾讲经于福建、浙江、北京、天津和台湾香港等地，远及南洋，对东南亚的佛教界产生深远影响，目前仍薪火相传、法脉兴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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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民国十八年开始，圆瑛大师一直连任中国佛教会会长，领导全国佛教。他以自己的言传身教，为人们树立了爱国爱教典范。

1929年，圆瑛大师在福州面向军人作《国民应尽天职》的讲演，后发表于《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第23期上。他说：

“古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必定有爱国心，方才可算得有国民资格，若无爱国心，则失国民资格。圆瑛虽居僧界，为佛教之信徒，究竟同是国民一分子，所以当具爱国之心肠，时切爱民之观念。”

1942年6月，圆瑛大师在天津佛教居士林发表《和平与慈悲》演讲，他说：

“佛教流行，其隐显盛衰之迹，必视国体为转移”，“教藉政而益显”，“政必藉教以相成”，指出“爱教，即所以爱国也”。

1952年圆瑛法师宣读亚太和平会的佛教联合声明

1952年9月25日，在北京广济寺召开的佛教界人士座谈会上，圆瑛大师作了《爱教必须爱国》的讲话：

 “新中国的佛教徒认为参加爱国主义的学习和运动也是弘法利生的一种方式，与佛陀遗教并无违背，因为新中国是人民政权，凡是人民在做的事情，都是有益于人民的。有益于人民的事，佛教徒都应该做，这样才能和全体人民打成一片，能使大家认识佛陀的真精神以扩大佛陀的影响。中国佛教徒在解放以后的一切工作，大都本着这个精神做的。”

福城文殊寺上堂大斋现场视频

出醍醐之上味，宣栴檀之清芬。耸光明之法座，列殊胜之威仪。

2023年，正值一代高僧圆瑛大师诞辰一百四十五周年暨圆寂七十周年。7月25日，农历六月初八，为缅怀圆瑛大师懿德胜行，福城文殊寺护法善信敬设上堂大斋供众，首座妙法老和尚慈悲听秉，登法王座，作狮子吼，振杖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