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中国化的重要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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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历史

予虽学佛者，然爱君忧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等

释迦牟尼出生的迦毗罗卫城是印度一个小国，时常面临着大国的威胁。释迦牟尼虽然出家修行，但时刻不忘祖国，多次用自己的行动来拯救国家。据《增一阿含经》记载：一日，琉璃王发兵攻打迦毗罗卫城，佛陀便在军队必经的大路上，结跏趺坐在一棵枯树下，任由烈日暴晒。琉璃王看到佛陀后，下车向前问讯:“尊敬的世尊，有许多枝叶繁茂的树，您为什么偏要坐在这棵不能荫庇的枯树下呢?”佛陀答道：“亲族之荫，故胜外人。”意思是说，祖国和亲族的荫庇，胜过所有的荫护，你现在要消灭我的国族，我不是成了一个没有荫庇的人了吗？我坐在树下享受那短暂虚幻的荫凉，又如何能止息我内心失去国族的哀痛呢？琉璃王听后，深受感动，立即退军。还有一次，拘利族与释迦族人在争夺水源，准备为水一战，佛陀阻止他们说：“以血换水，请问水贵还是血贵？”两族人听后终于省悟，放下干戈，使自己的父母之邦避免了一场战争之苦。

根据史料记载，佛陀经常游化五印各国，积极倡导和平，教化当时各国国王，努力熄灭战争。在《阿含经》中，佛陀曾经专门开示过“七不退法”，以此作为富国利民的见地和慈慧观照。

《中阿含经》中，“以欲为本故，母共子诤，子共母诤，父子兄弟亲族展转共诤。……以欲为本故，王王共诤，民民共诤，国国共诤。彼因共相诤故，以种种器杖转向加害：或以手叉，或以石掷，或以杖打刀斫。”欲望是造成家庭、社会、国际间争斗的重要原因，所以释迦牟尼认为，只要人类的欲望得不到扼制，内心得不到净化，世界就没有真正的和平。当时的波斯匿王、阿阇世王、频婆娑罗王、优填王等，无形中受到释迦牟尼人格与道德的感化，在政治上出现和平安宁的景象。

佛教的教法有世间法与出世间法之分，以世间法为权巧，出世间法为究竟。所以佛教并不是一味强调追求出世解脱而不问世间俗事。从某种意义上说，佛教更重视世间法，因为不通过世间法的修习实践，就不可能实现出世解脱的目的。所以，有人认为佛教是消极遁世，逃避现实的宗教，对国家对社会毫无贡献的看法，是片面的、狭隘的、不正确的。

在中国佛教史上，许多僧人常常把佛教的修行与王道教化、修身治国联系起来。东晋时期的道安法师，在面对连年战争的时候告诫弟子：“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他充分认识到佛教的存在与当政者的支持分不开的，指出佛教与国家是休戚与共的密切关系。他的弟子慧远大师更提出佛法有“助王化于治道”的作用，一方面明确表示占人数众多的在家信徒，必须遵守王法和世间的礼法，另一方面出家僧尼虽然可以不礼拜王者，但是他们可以教化民众，起到安定社会的积极作用。

佛陀在各种戒律经典中，还特别教导弟子们“不作国贼，拥护国王，不漏国税，不犯国制”，要做一个遵纪守法的爱国公民。所谓不做国贼就是不做卖国贼，即不可以做伤害国家社会、对不起人民群众的事情。《梵网经》说：“佛子不得为利养恶心故，通国使命军阵合会，兴师相伐杀无量众生。而菩萨不得入军中往来，况故作国贼。”我国近代佛教高僧印光大师曾对充当日本汉奸的人公开痛斥道：“日人以豺狼之心，欲吞吾国。吾国许多人私受日人之贿，为彼作走狗，致彼之凶势益大。使无人为彼用，决不至有如此之横暴也。”对汉奸卖国贼助纣为虐的行径进行严厉的谴责。《优婆塞戒经》中说：“若优婆塞受持戒已，若犯国制，是优婆塞得失意罪。”因此，无论在家佛教徒还是出家僧人不仅要加强自身的潜心苦修，还要自觉遵守国家各种规章法制，拥护尊敬各级领导人，不做有害祖国和人民的事情。这些充分说明佛教是爱国的宗教，信徒是爱国的公民。

中国佛教积极发挥五戒十善净化社会人心的道德教化功能，以及大乘菩萨六度四摄的慈悲济世的社会功能。五戒是佛教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戒律，具体指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十善是五戒的扩展，具体体现在身、口、意三业中。身业有三：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口业有四：不妄语、不两舌（不挑拨离间）、不恶口（不说粗言秽语）、不绮语（不花言巧语）。意业有三：不贪欲、不瞋恚（不起愤恨之心）、不邪见（不违背佛教见解）。就十善的基本内容而言，可以说是提倡普遍的社会公德。

在《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中，佛陀为波斯匿王等印度十六国王详细讲说了护国的方法，如“我为汝等说护国法，一切国土若欲乱时，有诸灾难贼来破坏，汝等诸王应当受持、读诵此般若波罗蜜多，严饰道场置百佛像、百菩萨像、百师子座、请百法师解说此经。于诸座前然种种灯，烧种种香，散诸杂花，广大供养衣服卧具，饮食汤药房舍床座一切供事。每日二时讲读此经，若王大臣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听受读诵、如法修行、灾难即灭。”意思是，在国家有难的时候，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等所有佛教徒，有责任有义务以举行法会、读诵经典、讲经说法、设斋供养等方式，参与护国救难运动，所谓“护国”就是守护、爱护、护卫国家的意思，佛教的护国体现的就是爱国主义思想。

爱护、维护国家安定与世界和平是中国佛教的一个优良传统。中国佛教僧众每日早晨在佛前做功课时，都要念诵经咒，并且唱颂回向：“三塗八难俱离苦，四恩三有尽沾恩，国界安宁兵革消，风调雨顺民安乐。”这是提醒自己虽然出家修行，但仍不能忘记国家、众生的恩德，希望国家和平，人民安康。从中国佛教僧众的日常修行及其精神，都反映了中国佛教爱国护国的善良心愿。

中国历代高僧大德，没有一个是不爱国的。中国佛教的护国报恩的爱国实践还表现为，在国家民族遇到外来的侵略时，不少中国僧人还自发组织僧兵，大义凛然，积极抵御外来敌人的入侵。

1936年，全国处于抗战救亡紧急关头，虚云法师提议全寺大众每日礼忏二小时，为前线官兵祈福消灾；全体大众减省晚食，节积余粮，献助国家赈济灾民。1941年，广州曲江县严重缺粮，饥民甚众。老和尚乃将诸方善信供养的果资20多万元，悉数交与政府以作赈济灾民之用。

日本侵略者侵占我国国土、残害我国同胞的时候，弘一法师提出了“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的主张，号召全国佛教徒，奋起抗战，赶走日本侵略者。自己处于生死边际还不忘救济难民，付嘱寺院当家师，把禅房寮房多腾出些，救济难民，共甘苦、同患难，并把别人赠送的一付贵重的眼镜卖了换作粮食，救济灾民。

太虚大师，中国近现代佛教运动倡导者。自1931年9月18日，日军发动侵华战争以来，他不遗余力地四处奔波，通过演讲、著书立说，组织僧众团体，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甚至走出国门，呼吁全国、全世界的僧人及信众一致起来反对侵略、保卫世界和平。

心海腾宿浪，风雨逼孤灯；

卅载知忧世，廿年励救僧。
终看魔奋勇，忍说佛无能！

掷笔三兴叹，仰天一抚膺！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身在庐山的太虚大师得知此消息后，痛心疾首。义愤填膺写下此篇诗作，以抒发内心悲愤之情。

被尊称为“楞严独步”的圆瑛大师不仅佛学高深，还是一位爱国主义的楷模，是位爱国爱教的高僧。他主张“国家存亡，匹夫有责；佛教兴衰，教徒有责。”公元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写下了“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心愿，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同时致书日本佛教界，遣责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因积极响应抗日，被日本宪兵逮捕投进监狱。圆瑛大师狱中受尽日军的严刑拷打、残酷折磨，但坚贞不屈，始终保持了爱国僧侣的崇高气节与民族大义。

新中国成立后，他被选为首届中国佛教协会会长。1953年，临终之前留下遗嘱：“愿我全国佛教徒同心同德，积极参加爱国运动，致力于和平事业，应思利民护国、饶益有情，乃成佛之基，众善之首。”

抗战全面爆发时，悟公上人转赴浙江宁海广仁寺任副寺，兼宁海县僧众救护团分队长，带领僧众深入前线，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救死扶伤、护送难民。上人先后担任或兼任过二十几座寺院的方丈或名誉方丈，重建、修复古刹数十处，建刹安僧不遗余力，一生为法忘躯，功德巍巍，堪称爱国爱教之典范。

近代净土宗祖师印光大师曾说：“详观古人之大忠大孝，建大功立大业，道济当时，德被后世，浩气塞天地，精忠贯日月者，皆由学佛得力而来。”佛教讲缘起，所谓法不孤起，仗境方生；道不虚行，遇缘即应。世间万物都处在多种因果相续相连的关系之中，互相依存，息息相关。人与人，国与国，人与自然等等皆是一种和合共生的关系，因此要心存感恩 心存善念。佛教的爱国之心，可算无所不至。对国言忠，对亲言孝，对子言慈，对友言信，守五戒，行十善，修六度万行，对社会大众有着潜移默化的教育引导作用。

随着佛教中国化的不断深入，历代高僧和佛子们对信仰的坚守，成为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积极力量。诸佛子将继续践行佛陀教法为安邦定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奉献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