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一个人的生命能否展开，起点在基础教育

傅国涌

（原标题：一个民族最重要的不是高等教育，而是基础教育）

我主要研究中国近代的政治转型和社会转型，但是政治的根基在教育，所以我从政治追溯到经济，从经济追溯到教育。但我指向的不是过去而是未来。

我认为，历史不仅仅是关乎过去的事，历史乃是关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事。我一直倡导，无论经济、文化还是教育，都不要走捷径，要走一条最笨的道路，脚踏实地，我喜欢用一个词“得寸进寸”。这个词蕴含着我对中国未来社会变革的一种态度，我不赞同一步登天，一夜醒来一切都改变了。我非常关心中国的教育往何处去，因为教育往何处去就是中国往何处去，教育到达哪里，中国的文明就到达哪里。

教育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生命展开的过程。一个人的生命能否展开，起点在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如果没有学校教育给一个人提供最初的翅膀，他的生命是无法展开的。

20世纪的中国，在各个领域非常重要的人物，有不少人只读过小学、中学，没有读过大学。比如范用，中国最优秀的出版家之一，三联书店的前总编辑、总经理，是小学毕业。著名作曲家周大风，十几岁就开始谱曲，他也只读过小学。金克木，北京大学著名教授，也是小学生。

中学生里面，后来成大气候的有钱穆、叶圣陶、梁漱溟等人。他们受到的中小学教育，足够给他这样的翅膀。所以我常常认为，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恐怕不是它的高等教育，而是基础教育。十几年前，我只关心中国的高等教育，后来慢慢开始关注中学，2006年春天出版了一本《过去的中学》，后来就关注到小学，出版了《过去的小学》。

民国的教育家

张謇

晚清有个状元张謇，南通人，他是一个实业家，也是教育家，他有句名言叫“父教育”、“母实业”。在他看来，教育比实业更重要。他本来想办教育，但是没钱，就先办企业，挣了钱再办学校。

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南通师范学校，就是他于1902年创立的，比官办的师范学堂要早很多。他到日本考察，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把门窗比例、桌椅板凳的高矮都记下来，连厕所、厨房的门都量，回来以后照着做。他发现，很多最简单的东西中国人都做不了，因为没有经验，所以他一开始就模仿日本。中国最早的教科书也是请日本人帮助编的，就是1902年到1904年完成的第一套完整的小学教科书。

大多数民国时期的中小学校长，今天的人已经不太熟悉他们的名字了，除个别像陶行知、经亨颐、张伯苓大家还知道外，林励儒是北师大附中校长，后来做北师大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副部长。这些人有的当时非常有名，但今天的我们已不知道他的名字，比如刘百川我是今年才知道，因为刚刚出版了他的《一个小学校长的日记》，非常精彩。王人驹的后人自编了《王人驹文集》，寄了一本给我，我才知道原来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温州籍的教育家，他不光有理念，而且有实践。

这些有名的和无名的，名校的和非名校的，一同构成了一个灿烂的教育家群体。如果一个时代只有那些有名的大教育家，那个时代的教育还不一定就有多好，只有出现大量不太有名的、普通的，具有教育家气质、能力和情怀的人，这个民族的教育才是真正值得肯定的。

民国的校歌

民国时代的老师，普遍认为学生身上有巨大的潜能，他们愿意在一个自由、舒展、开放的状态下跟学生交流，这种交流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在人格平等基础上的交流。所以，我把民国的教育称为有温度的教育。温度就是人与人之间有生命的交流，有那种爱的关怀，有怜悯。学习是一种生命状态，不是技术性的，你把它变成技术活儿，大家都会很苦。我们看一看那个时代的校歌，就知道那时候的中小学是什么样的。

北师大附中的校歌是这样的：

附中，正正堂堂本校风，我们莫忘了诚、爱、勤、勇。

你是个海啊，含真理无穷。你是个神啊，愿人生大同。

附中，太阳照着你笑容，我们努力读书和做工。

多美好，北师大附中是中国顶级的中学，有110年历史，很多名流都从这里毕业。20年代的校歌让我们看到它的从容和自信，校歌的背后是学校，是老师、校长、学生，校歌的背后就是人。

再看天津南开中学的校歌：

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汲汲锓锓，月异日新，发煌我前途无垠。

美哉，大仁智勇真纯，以铸以陶，文质彬彬。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

上海位育中小学的校歌：

黄浦江，水泱泱，大小朋友聚一堂。用我手，用我脑，大家工作一齐忙。

莫怕工作忙，身心俱康强。国旗兮飞扬，庭树兮芬芳，琴韵兮悠扬。

爱我国，爱我校，爱我先生，爱我同窗。

人生目的不可忘，将来国事谁担当？创造，创造，生长，生长，位育意义深且长。

位育有中学也有小学，至少出过8个大学校长，有同济大学的，有北京大学的，有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的校长，还有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校长。

我们今天读起来可能有点累，那个时候的初中生就能接受这样的半文言。这是他们的校长、一位数学老师写的，音乐老师谱的曲，全校传唱。

日本人对中国的了解真是到了骨髓里。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变”，他们进攻上海，首先想炸毁的不是军事基地，而是商务印书馆，因为商务印书馆是编辑出版中小学教科书的。把一个民族的文化根脉摧毁，这个民族就真正被摧毁了。

我的三位好老师

我从小学、中学、大学，读的都是最普通、最烂的学校，但我曾遇到过好老师。

我14岁时遇到一位老师，告诉我怎么写文章，他只教了我三句话，却让我一生受用不尽。他其实只教了我叙事的技术。我当时写了一篇作文，被我的语文老师看上了，她拿给她的先生看。她先生是我们县里的文章高手，教育局教研室的领导。

我被叫到老师的宿舍，他跟我大约说了5分钟。他说你这篇作文写得不错，只是有些地方需要修改，他告诉我叙事的文章要怎么写，“你是写捉螃蟹，你要写——先抓大的，再抓中等的，然后再抓小的。”

当时我不大懂，只是按照他说的去修改了，后来发表了。但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说，从来没有人跟我讲过要这样写文章，现在我明白了，这就叫层次，这就叫具体、细节，这就叫鲜活。他教会我这个技术，我现在可以得心应手的运用，与我的的生命融为一体了，所以我可以把历史细节用好的叙事表达出来。

然后，在我十八九岁的时候遇到了第二位老师，他教了我好几句话。第一句，在学术上不要搞空对空导弹，要搞地对空导弹，就是要脚踏实地；第二句，写文章要以小见大，从小切口切入，写大问题；第三句话是告诫我，你要在学术上训练自己10年。他说你不要急于写东西，我对你有信心，你10年后再开始写，肯定行。其实我是过了12年才开始写东西。20多年后我更加明白了，老师说的完全正确。没有他说的这个10年论，我肯定不行。

我生命中的第三位老师是28岁那年才遇到的。我觉得时间都是对的，14岁遇到一位，18岁遇到一位，28岁遇到一位，如果没有前面两位，第三位遇到也没用。这一位，如果不是他找我，我还不敢去找他。许良英先生是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者，在科学史领域很有影响。他找到我，给我很多批评，当然也给我一些鼓励。但是他的鼓励带着温度，我知道他很喜欢我，他的批评有一些我听不进去，但我很喜欢他的批评。

从那时起我们开始交往，一直到现在，他已经92岁了。我28岁以来很多方面都受益于他，我们几乎每月都会通一封信。他不喜欢打电话，喜欢写信，这是老辈知识分子的习惯。他给我的信可能有好几百封了，我们什么都谈，谈思想、谈学问、谈人，谈中国的事，谈世界上的事……我1995年认识他，4年之后，1999年我开始写东西。

我的故事没有普遍性，但从中能够看出，一个人的生命中，假如在小学就遇到一个对自己影响很大的老师有多重要。

金庸就遇到一位小学语文老师，给他的教诲影响到他几十年后办报。很多人都说，小时候的某一位老师、某一件事影响了自己的一生，专业的方向、最后的造化。汪曾祺母校的校歌里最后那句话，真的非常棒“他日毋忘化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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