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国爱国历来是佛教的优良传统
我们从佛陀的言传身教中可以看出
他并非只是一位出世间的山林隐士
而是一位敬慈爱亲的孝子
一位极度热心于济世导俗的觉者
一位强烈的护国爱民者
佛陀劝退军队
释迦牟尼出生的迦毗罗卫城是印度一个小国,时常面临着大国的威胁。释迦牟尼虽然出家修行,但时刻不忘祖国,多次用自己的行动来拯救国家。据《增一阿含经》记载:一日,琉璃王发兵攻打迦毗罗卫城,佛陀便在军队必经的大路上,结跏趺坐在一棵枯树下,任由烈日暴晒。琉璃王看到佛陀后,下车向前问讯:“尊敬的世尊,有许多枝叶繁茂的树,您为什么偏要坐在这棵不能荫蔽的枯树下呢?”佛陀答道:“亲族之荫,故胜外人。”
意思是说,祖国和亲族的荫蔽,胜过所有的荫护,你现在要消灭我的国族,我不是成了一个没有荫蔽的人了吗?我坐在树下享受那短暂虚幻的荫凉,又如何能止息我内心失去国族的哀痛呢?琉璃王听后,深受感动,立即退军。
还有一次,拘利族与释迦族人在争夺水源,准备为水一战,佛陀阻止他们说:“以血换水,请问水贵还是血贵?”两族人听后终于省悟,放下干戈,使自己的父母之邦避免了一场战争之苦。
根据史料记载,佛陀经常游化五印各国,积极倡导和平,教化当时各国国王,努力熄灭战争。在《阿含经》中,佛陀曾经专门开示过“七不退法”,以此作为富国利民的见地和慈慧观照。
《中阿含经》中,“以欲为本故,母共子诤,子共母诤,父子兄弟亲族展转共诤。……以欲为本故,王王共诤,民民共诤,国国共诤。彼因共相诤故,以种种器杖转向加害:或以手叉,或以石掷,或以杖打刀斫。”欲望是造成家庭、社会、国际间争斗的重要原因,所以释迦牟尼认为,只要人类的欲望得不到扼制,内心得不到净化,世界就没有真正的和平。当时的波斯匿王、阿阇世王、频婆娑罗王、优填王等,无形中受到释迦牟尼人格与道德的感化,在政治上出现和平安宁的景象。
经典教导
佛陀在各种经典中教导佛弟子,要时刻不忘自己的国家,要对促进人心向善、社会安定、国家富强起到表率作用,这是爱国也是爱教。
不作国贼
《梵网经》中说:“佛子不得为利养恶心故,通国使命、军阵合会,兴师相伐、杀无量众生。而菩萨不得入军中往来,况故作国贼。”意思是说,作为佛教徒不得为了名闻利养,有通敌叛国、卖国的行为,不作卖国贼,不可以做伤害国家社会,破坏祖国统一,搞分裂闹独立的事情。
不漏国税
《优婆塞戒经》中说:“若优婆塞受持戒已,商估贩卖,不输官税,盗弃去者,是优婆塞得失意罪。”不漏国税,就是不逃税漏税,纳税是为了造福社会、造福人群,是每一个人应尽的义务。如果受了菩萨戒的佛弟子不尽义务纳税,不仅犯法也犯戒。
不犯国制
《优婆塞戒经》中说:“若优婆塞受持戒已,若犯国制,是优婆塞得失意罪。”已受戒的在家佛弟子,应该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如果犯了国家的制度或法规,不仅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而且还要承受触犯相应的戒律之罪。遵守世间的法律是受持佛教戒律的内容之一,甚至可以说是前提,触犯法律,也必然会触犯戒律。
爱国护国
在《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中,佛陀为波斯匿王等印度十六国王详细讲说了护国的方法,如“我为汝等说护国法,一切国土若欲乱时,有诸灾难贼来破坏,汝等诸王应当受持、读诵此般若波罗蜜多,严饰道场置百佛像、百菩萨像、百师子座、请百法师解说此经。于诸座前然种种灯,烧种种香,散诸杂花,广大供养衣服卧具,饮食汤药房舍床座一切供事。每日二时讲读此经,若王大臣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听受读诵、如法修行、灾难即灭。”
意思是,在国家有难的时候,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等所有佛教徒,有责任有义务以举行法会、读诵经典、讲经说法、设斋供养等方式,参与护国救难运动,所谓“护国”就是守护、爱护、护卫国家的意思,佛教的护国体现的就是爱国主义思想。
报国土恩
在佛弟子非常熟悉的“回向偈”中,有一句“上报四重恩”,表达的是知恩报恩,出自于《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佛陀说在世出世间中有四种恩德,需要我们去报答。这四恩就是:“一、父母恩。二、众生恩。三、国王恩。四、三宝恩。如是四恩,一切众生平等荷负。”
因为所有人都在平等的蒙受这四种恩德,所以就应该知恩报恩,报答父母、师长、国家、三宝的恩德,是我们的责任。其中的报“国王恩”,又译作“国家恩”、“国土恩”,就是要求佛弟子不仅要爱教,而且要爱国。
高僧大德爱国事迹
受到佛陀思想的影响,历代的高僧大德,没有一位不是爱国爱教的。古来有法显大师、玄奘大师等不惜生命,为法忘躯,万里求法。正是因为他们的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爱国主义精神,佛法才得以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发芽,中国的文化也因此得以丰富和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到处都有出家人保家卫国,舍命捐躯的身影。1936年,全国处于抗战救亡紧急关头,虚云老和尚提议大众每日礼忏两小时,为前线官兵祈福消灾;全体大众减省晚食,节积余粮,献助国家赈济灾民。1941年,广州曲江县严重缺粮,饥民甚众。老和尚乃将诸方善信供养的果资20多万元,悉数交与政府以作赈济灾民之用。
1939年,圆瑛大师因积极响应抗日,被日本宪兵逮捕投进监狱,狱中受尽日军的严刑拷打、残酷折磨,但坚贞不屈,始终保持了爱国僧侣的崇高气节与民族大义。新中国被选为首届中国佛教协会会长,1953年,临终之前留下遗嘱:“愿我全国佛教徒同心同德,积极参加爱国运动,致力于和平事业,应思利民护国、饶益有情,乃成佛之基,众善之首。”
弘一法师提出了“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的主张,号召全国佛教徒,奋起抗战,自己处于生死边际还不忘救济难民,付嘱寺院当家师,把禅房寮房多腾出些,救济难民,共甘苦、同患难,并把别人赠送的一付贵重的眼镜卖了换作粮食,救济灾民。
抗战全面爆发时,悟公上人转赴浙江宁海广仁寺任副寺,兼宁海县僧众救护团分队长,带领僧众深入前线,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救死扶伤、护送难民。上人先后担任或兼任过二十几座寺院的方丈或名誉方丈,重建、修复古刹数十处,建刹安僧不遗余力,一生为法忘躯,功德巍巍,堪称爱国爱教之典范。
佛教爱国之心,可算无所不至。对国言忠,对亲言孝,对子言慈,对友言信,守五戒,行十善,修六度万行,一代代的佛子们在对信仰的坚守中,成为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积极力量。
愿以此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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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愿世界和平,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无诸疾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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