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间的“旁观儿童”

1967年，我出生于上海，文革已开始的年代，幼时的记忆里也会有游行、贴大字报、拿小本本、斗地主等画面。

后来，父母响应党的号召支援农村建设，下放到安徽凤阳。当时生活条件很艰苦，母亲会来上海做点小生意以补贴家用，因而常常上海、农村两边跑。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感受过泥土的芳香，见识过山芋、花生、棉花、芝麻是怎么生长的，同时对上海的工人上下班、排队买豆浆油条等生活场景，也非常熟悉。

一时还体会不到大人的生活压力，只是频频来往于城乡之间，熙熙攘攘，行色匆匆的人流里，年幼的我就像一个旁观者，或说更像是一个旅途中的小孩，城里那么多人挤公交、赶火车，转眼间到了乡下，则是坑坑洼洼的泥土路上缓缓而行的平板车。

那时的农村，红白事都是开放的，哪家有人过世了，全村人都去参加，每家兑分子，两块钱、五块钱，大锅饭吃上三五天。过世的人躺在门板上，用布搭着，脸上也盖着一张黄裱纸，头和脚边各点一盏油灯，这是丧葬文化里尚保留的一些传统遗存。那忽悠闪烁的灯苗，黄裱纸下的脸孔，在一个孩子眼里是既好奇又充满恐怖的，尤其这横着的尸体曾是村里那么熟悉的一个人，现在却僵直地躺着；旁边是他的家人，披麻戴孝，哀哀哭泣。三天后，棺材盖子“咔咔”钉进去，接着孝子贤孙在前，抬出去送到山上就埋掉了。送葬的人流全走了，山野里平添了一座新坟而已。

这一切不仅充满恐怖与好奇，同时给一个旁观的小孩带来的则是极大的心灵冲击：试想，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要走这条路，那人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读书时的最大困惑

读书时，学习到自然科学、人文历史，逐渐就启发我更深入地思考：我们人，我们的社会、历史是怎么来的？最后就产生一种困惑，生命的价值是什么？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我们所受的教育对人的精神层面的认知缺失，没有这方面的关注，当时的我就很困惑，同样这个困惑依然在困扰着今天的年轻人。几天前有条微信：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总督导徐凯文陈述：四成北大新生认为人生没有意义，有些甚至放弃了自己的生命……

课堂，家庭，社会都给不出答案，我们只是被告诉“读好书，工作好，才能赚到钱……”，甚至“金钱至上”、“及时行乐”，发财、成功，成为人生的唯一目的，这种狭隘的人生观，促使他为了钱不惜铤而走险，他就只考虑到自己有钱，不顾及给别人带来的痛苦和伤害。

媒体报道，记者采访一个人贩子：“你为什么偷人家的孩子卖钱，你难道不知道别人失去孩子很痛苦吗？”人贩子回答：“没了可以再生啊！”多么冷漠！这就是社会教育的缺失，在财富面前，文化良知已经消失。包括改革开放之后，许多人把“成功”、“赚钱”作为单一的价值观，看成生命的全部，是一种狭隘的思维。

▌求助传统文化

困惑的我就在思考，我们人现在活着很痛苦，那祖先们又是怎样活过来的？

我去了上海福州路——书店一条街，挨家书店去搜寻，渴望在书里能找到答案。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全是文言，看不懂，就从最初级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开始，当看到“三才者，天地人”时就纳闷：人这么渺小，人死活对天地无所谓，何来三才也？百思不得其解；《周易》里也提到“天地人”，依旧不知所云。

又找道家的看看，《道德经》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太玄奥，有点云里雾里。看到第二章：“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好像有点明白了！

《道德经》一下解放了我的思想，让我看世界的眼光一下改变了。“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好坏、美丑、高下，是比较中产生的，善恶不是一定的，任何问题都是相对而言，不是绝对的。就像那时看电影，首先要区分出是好人还是坏人，若是好人，我们就站在他的立场，同仇敌忾，若是“地富反坏右”就恨不得他快点“死！”将黑白、好坏、善恶简单地绝对化，这种矛盾对立的二元论思维，放在现实生活里往往是行不通的。

这时我就把心放下了，不再钻牛角尖，接下来我就在用，“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首先我们要做回“人”，常常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自我迷失”了，当我去实践的时候，当自我开始回归时特别好用。

后来通过这个才学到佛，一学到佛所有的这些都有了答案，把我的疑惑全都解决了。我们的生命是有延续的，我的今天是昨天的延续，我的明天是今天的延续，我的这一生是前生的延续，我的下一生是这一生的延续——这是佛教的三世观。学到佛之后，我发现自己的身心越来越能安顿了，我找到了一个合理的价值观，我的生命状态也越来越舒畅，身体也发生了转变。我以前每年冬天手脚、耳朵都生冻疮，一学了传统文化冻疮没有了，六神有主，归元了！

现在到大街上去看，无论是坐地铁的还是等公交的，很多人都是六神无主——有人没魂，所谓的浮躁，就是“魂”飘在外不在他那个体内——生命是完全迷失的状态，一个迷路的生命肯定是痛苦的。现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是通过念阿弥陀佛找回自己，皈依阿弥陀佛，在平静专注中找回自己，“魂”安到身体里来，六神有主。这时我发现，冻疮再也没有了，身体也越来越强壮了，幸福指数也越来越高了，也觉得人生有意义了。

正是因为我厘清了思想，心灵找到了归宿，所以这时才觉得生命充实了。正如孟子所言：“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生命就有了光和热，有了光和热，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指生命的一种正能量，指生命层次的提升。

▌出家前：成功商人，DJ，第一批外企员工

上世纪80年代末，我自己做了私营老板，第一批个体户，那时别人工资几十块、两三百块，我一个月赚几千块。但不久发现一个问题，别人上班8小时为了钱转，剩下的时间是自己的，我自己做老板，24小时都为了钱转，本来赚钱是为了生活，结果现在全搭进去了。我就把店关了，朋友们当然都很诧异，我就在家看书，研究传统文化。不久，朋友让我去帮忙，我就做起了DJ，负责调音台。

后来，我学佛的老师说，那个环境太嘈杂，佛弟子最好不要去那里。随后我去了家合资企业，1000多块一个月，工资在当时比别人仍高好几倍。德国的牙医机械企业，我算第一批外企员工了。负责人事的副厂长面试时，我问：“我是有佛教信仰的，可以吗？”副厂长回答：“你信仰你的，不要紧啊！” 

但因为我吃素，一吃饭大家就研究我：“这个小崔怎么吃素啊？”我在那闷着头吃，他们就讲佛、菩萨、观音菩萨，讨论佛教的主题。因为外企吃饭是免费的，大家都捡好吃的红烧肉、排骨吃，虽然免费我也不吃，我就吃个青菜，所以大家都好奇，一吃饭就讲这个。

几个月后，副厂长来找我：“你信归你信，不要影响大家，不要宣传啊。”我说：“我可没宣传，我吃饭的时候，大家看我吃素就好奇，是自行热议佛法。”因为我还朝山，后来聊聊，那个厂长和我关系一直很好。

最终，我觉得我还是喜欢出家修行这条路。我1990年皈依，1994年正式出家。当时领导和同事包括之前的居士，共60余人，乘当时最大型的一辆大巴，大家一起送我到了庙里。

我出家前的生活大致如此，出家后的我就跟着师父更深入地、专心学习佛教了。

▌入教，弘法，国际化

我的师父悟公上人，法名悟道，1921年出生，一生通宗通教，禅净密律独步教内，为浙江乃至全国的佛教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2005年圆寂，留下百余粒舍利。他的徒弟，遍布浙江一带（宁波人物后期会单独介绍悟公上人）。

我跟着师父十几年，一边学习佛法，一边在师父的指导扶持下，给大家讲经、传播，开法会做超度，做当家。

无论在哪里，我继承佛法，修行好佛法，以“修学修习弘扬”为主旨。所有的存在就为了这个核心，所以政府和佛教界2003年请我到了慧日禅寺，这里是由1999年台湾性海法师重修的。

当时我提出三个要求，才答应做住持：1.寺庙佛门净地，不抽烟不喝酒，做无烟道场；2.不做经忏佛事，不为了赚钱去做；3.不卖门票，寺庙就是一个开放性的场所，想拜谁都能来，不要让门票把大众隔离。佛教讲到底，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社会，为了国家，是属于人民，属于国家的。

随后，我的师父，其他高僧大德也来庙里。因为我以前给师父做记录，录音、摄影，有些媒体宣传的经验，随着推广弘扬越做越多，台湾有位海涛法师，听人介绍而来，把我们这些内容放在了他的生命电视台，有了这个平台，更加国际化了。

从2004年至今已12年了。中国崛起，如今文化先导，一带一路，佛教先行，习主席也提出：中华传统文化基因要延续。即使受文革影响，我师父那一脉的传承也没有断掉，可以代表大陆的正统力量，师承历代可排至释迦牟尼佛，所以我应邀去台湾，以及国际弘法，都是代表正统的，佛教弘法讲究法理权威性。

▌两岸三地最具教育影响力的寺庙

2014年，中国政协报，大公报，大公网汇集40多位学者，两岸三地在几万家寺庙中评选最具国际影响力、慈善、禅修、建筑等系列寺庙。其中，最具教育影响力的寺庙有七家，台湾法鼓山（李连杰、林青霞等皈依的圣严法师创立），香港的西方寺，藏传的是拉卜楞寺，汉传的是龙泉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学诚法师担任方丈的寺庙）、中国佛学院、厦门南普陀寺，还有一家就是我们慧日禅寺。

其他都是全国乃至国际上赫赫有名的寺庙，就我们一家很特殊，我们这座小庙，许多宁波人也不一定知道，所以我们很惭愧。

这十多年来我们在国内外弘扬佛法，特别是以文化的形式来传播，以各种媒体弘扬佛教，引导大家，唤醒大家，是一种文化输出，这成为慧日禅寺的特色，也是我们致力去做的，“最具教育影响力”这项殊荣对我们这座小庙是压力也成为动力。

弘法，我们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对社会有贡献。但对个人修行来说，这是两回事，所以，我们还要继续精进修行。

阿弥陀佛！

我

的

出

家

因

缘

视

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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