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采访了上千位世界精英后，我开始质疑成功！

我们生活在一个渴望成功的时代，

很多人都想成功，

想证明自己。

我采访了上千位精英人士，

对成功的定义有了质疑。

—杨澜

如今这个时代，似乎每个人都在追求着“成功”。到底什么算成功？更成功又怎样？

我们的社会是不是患了“成功综合征”？

为了“成功”，我们常常忘记自己的初衷和内心真正的渴望；

为了“成功”，我们急急忙忙地赶路，经常撞着这个碰到那个，匆匆的把一口汉堡塞进嘴里；

为了“成功”，我们忽略了路边的风景，忽略了身边的人，我们甚至吝啬给亲人一个微笑，一个拥抱；

我曾接到一个短信，“真正的成功，不是赚了多少钱或者做了多高的官，而是有一天你除去这一切身份的时候，还有人愿意在你身边对你微笑。”

萧伯纳曾经说过：

“一个理智的人应该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只有那些不理智的人，才会想去改变环境适应自己。但历史是后一种人创造的。”

在我看来，成功的首要意义在于做自己。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妄谈创造历史，但做自己是可望又可及的事。

人的期待，就是自己的牢笼。

有时出身优裕与出身贫困一样容易让人迷失。

许多富家子弟仅仅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就放弃自己真正的梦想，成为某种传承的工具。

股神巴菲特的儿子彼得在这一点上是幸运的。他19岁时做出决定，不进入父亲呼风唤雨的金融界，而选择音乐作为自己的职业追求。

当他忐忑不安地寻求父亲的意见时，巴菲特说：

“儿子，其实我们俩做的是同一件事—我们热爱的事！”

彼得在2010年出版的中文版自传书名就叫《做你自己》。

我们的社会从要求个体无条件地服从群体，到终于可以让人们理直气壮地做自己，真是不小的进步。

如果每个人能够在追求个人成功的同时，一起推动社会变得更开放、公平、温暖，这是不是一种更了不起的成功？

做访谈节目的人是以提问为生的，我们这辈子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不断地提问。

但是如果回想一下：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当中有多少环节，是在训练我们问问题呢？基本上没有。

我们一直受到的训练是回答问题，先把老师教的答案记住，然后在考试的时候再还给老师。

美国学校的老师特别鼓励学生提问。

在中国的学校，老师可能对学生说，这儿有三道方程式需要你来解答；在美国学校，老师很可能说，你自己编三道方程式让其他的同学解答。

这可能是一种教育方式上的不同，所以实际上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我们这种被学校一步步培养出来的“好学生”，对如何提问没什么概念。

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读书时，正好有一节是外教上的宗教课，他讲完了以后问：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一个大教室里面，100多个学生，寂静无声，大家都羞涩地低下了头，没有一个人举手。

教授非常生气地从兜里掏出了一块美金，说：“谁要是问出一个问题，哪怕是再愚蠢的问题，我就把这一块美金给他。”

我们都有一点受屈辱的感觉，作为一个学生难道我们真的没有问题吗？

记得后来我举手了，至于硬着头皮问了个什么问题，了无印象。

1990年，我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的那一年，当时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的制片人辛少英到北外去招主持人。

这也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在社会上招聘主持人，而且不以播音和传媒专业为限。

记得她当时谈到《正大综艺》需要找一个很纯情的女主持人，要善解人意的那种。

轮到我自我介绍时，我反问她：

“为什么在电视上女主持人总是一个从属的地位，为什么她就一定是清纯、可爱、善解人意的，而不能够更多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和观点呢？”

我当时其实是用这样一个问题来表达自己的某种不满，但没有想到这个问题给她留下了印象。

后来我被通知去参加第二次面试，第三次、第四次，直至第七次面试后走上《正大综艺》的舞台。

诺贝尔奖获得者：我宁愿是个不识字的农民。

从美国学习回来以后，1998年我加入了凤凰卫视，作为制片人和主持人制作《杨澜访谈录》的前身《杨澜工作室》。

我当时就是希望能做中国电视史上第一个一对一的高端访谈节目。

其实那个时候自己也不过才27岁，不乏幼稚之处，但是我很有热情。

当时香港电台有一套纪录片给我的影响很深，叫《杰出华人系列》。

这个系列是以纪录片的方式寻访了世界各地的各个领域杰出的华人，从李嘉诚到贝聿铭等等。

我当时就觉得应该把优秀的华人所做出的杰出的成就通过访谈的形式记录下来。

所以在最初的两年，基本上谁成功我就采访谁，而采访的内容不过就是讲你怎么成功的？是刻苦啦，坚持啦，有伯乐啦等等，讲的是一个个成功者的故事。

直到1999年我采访华裔诺贝尔物理奖的获得者崔琦先生，我的观念才发生了转变。

崔琦告诉我，他出生在在河南宝丰县，乳名叫“驴娃儿”，直到10岁也没有出过自己的村子，每天帮助父亲做农活，养猪放羊。

12岁的时候，他的姐姐介绍一个机会可以让他到香港的教会学校去读书。

他的父亲是一位不识字的农民，觉得家里就这么一个儿子，已经到了帮着干农活的时候，不愿意放儿子走。

但他的母亲对儿子有更高的期待，坚持要把儿子送出去念书。

小崔琦舍不得离开家，母亲就安慰他说，下次麦收的时候你就可以回来了。

然后把家里剩下的一点粮食给他做了几个馍装在小包袱里。这样小崔琦就跟着亲戚远走他乡，坐了一个星期的火车到了香港。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再也没有机会回到自己的家乡，而他的父母就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大饥荒中活活饿死了。

我问崔琦：“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年母亲没有坚持把你送出来读书，今天的崔琦将会怎样？”

我期待的回答是，知识改变命运等等。

崔琦的回答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其实我宁愿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如果我还留在农村，留在父母身边，家里有一个儿子毕竟不一样，也许他们不至于饿死吧。”

我听了心灵受到巨大的震撼。

诺贝尔奖也好，科学的成就也好，社会的承认也好，都不足以弥补他的失去和永远的心痛。

而如果我做节目还停留在讲述人们的所谓成功故事的话，我们也就失去了对人性更深层的了解和体会，最终归于浅薄。

常常有人问我，在我采访过的人物当中，谁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

我的回答是：王光美。

2001年我在她北京的家中采访她，正不知该如何称呼她，她亲切地说：“你叫我光美吧，大家都这么叫我。”

她先打开衣柜，让我帮她找一件合适上镜的衣服。

衣柜中不过十来件当季的衣服，我们都看中了一件天蓝色的毛衣。

她忽然想起了什么，找出一条蓝白相间的纱巾，在脖子上一围，问我是否好看。

她有着极好的品位，这恐怕与她的出身教养有关。

她生于官宦人家，父亲曾留学日本，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是中国第一位原子物理专业的女性硕士毕业生。

她曾获得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全额奖学金，但是思想“左”倾的她成为北平军事调停处中共代表团的翻译，1947年她最终决定放弃留学机会，奔赴延安。

她后来嫁给了刘少奇，并成为了他已经有的5个孩子的母亲。

在“十年浩劫”中，她受到了百般羞辱。

我在想究竟是什么力量让她始终和自己的丈夫站在一起？

当时多少普通的家庭因为政治原因夫妻划清界限，父子断绝关系，而她却在万人批斗会上从台下冲到台上拉着丈夫的手陪他一起挨斗。

这之后12年的牢狱生活，每一天只能够看到窗户缝里的阳光，根据阳光的角度才知道晨昏昼夜。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生苦痛？

正在我采访王光美之际，她的哥哥王光英正巧来访。

他先是静静地坐在一旁的沙发上听着，渐渐地激动了起来，忍不住说：“光美对少奇，那真是无怨无悔啊！”继而泣不成声。

光美忙起身走到他身后，抱着他的头轻声说：“别激动，别激动，我都不哭了。你沾我的光也够呛。要不我给你拿一片药吃？”

这一幕，让现场所有的人动容。

我问她：“当初你身边的工作人员中有人教你的女儿唱打倒自己爸爸妈妈的歌曲。你不想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王光美说：“我不想知道。如果我要查任何一个人，这个人和他的家人肯定也会遭受不少麻烦。为什么要让痛苦延续下去呢？所以我不需要知道。”

我觉得采访其实像是一次探险，是一种对人心的探险。

做专访常常是交浅而言深，一个从未见面的人坐在你面前，短短的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时间，你希望挖掘出一些更深层的东西，人家凭什么要告诉你呢？

这就好像你进入一个丛林，你只是大概知道一个方向，并不知道中间会遇到什么河流，什么沟壑，是否会在山穷水尽之际突然柳暗花明，眼前开阔。

如果一直能有一份好奇心，访谈就变成一次有趣的旅行。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乐此不疲的原因吧。

一问一世界。

在探索世界的同时，我们有机会更好地认识自己。

　　在生命的旅程中，

　　其实我们每个人自问的问题，

　　可能比问他人的问题更重要，

　　简单的问题，

　　比复杂的问题更重要。

　　比如：

　　“我是谁？”“我从何处来？”

　　“我往何处去？”“我快乐吗？”

　　这些问题的答案，

　　是时候去寻找了！

好好的想一想，什么才是属于自己的那份“成功”。

也许你内心的“成功”，与虚无的名利、财富都无关系。

仅仅只和内心的归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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