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慕德馨，一代宗师圆瑛大师纪念日〡他出世又入世，半生注《楞严》

农历八月十二  圆瑛大师圆寂纪念日。大师法号弘悟，字圆瑛，别号韬光，又号一吼堂主。1878年出生于福建古田县。母亲阙氏祈祷观音大士，梦观音送子至,梦觉而法师生。大师幼读诗书,聪颖过人。18岁在福州涌泉寺出家，从妙莲法师受具足戒。21岁时，发心行脚参访。

先后从当时禅宗名师冶开、寄禅老和尚修习禅定多年，广学大小乘诸经论，后又遍参通智、谛闲、祖印、慧明、道阶等佛门尊宿，得法于宁波七塔寺慈运法师，传临济正宗第四十世。

旋又得法于福州雪峰寺达本法师，传曹洞正宗第四十六世。大师历任宁波福州天童寺、福建雪峰崇圣寺、鼓山涌泉寺、法海寺、林阳寺、古田极乐寺、泉州大开元寺，马来西亚槟城极乐寺等名刹方丈。 

圆瑛大师融通教宗，对于禅净两门都有深刻的解悟与实践。他反复强调说，禅净二宗都是如来所说法，只因众生根机不等，故而施设有殊；所以，禅净虽有二名，其实一理，归元无二，不可有所是非。在佛学思想上，以《楞严经》为核心，主张各宗平等，从无门户之见，性相通融。大师曾说：“余生平本无门户之见，初学禅宗，后则兼修净土，深知禅净同功；先学天台，后学贤首，乃知台贤一致；始学性宗，继学相宗，了知性相不二。今对密教，亦极信仰，固知显教是佛所说，密教亦佛所说。

圆瑛大师不仅教理精研，慈悲众生，更是一位爱国爱教充满大无畏菩萨精神的践行者，他主张“国家存亡,匹夫有责;佛教兴衰,教徒有责"。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写下了“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心愿,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同时致书日本佛教界,造责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他召开中国佛教会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全国佛教徒参加抗日救国工作,并担任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 ,组织僧侣救护队。这支僧侣救护队深入前线，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救死扶伤。仅京沪队第一分队“出入江湾、闸北、大场等前线，抢救受伤战士不下万人”。 

1937年10月和1938年9月,圆瑛大师两次偕徒明旸法师到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马六甲等地,组织华侨募捐委员会,借讲经说法机会宣传救国道理,提倡“一元钱救囯运动”,广大侨胞踊跃捐款,他募得巨款,支援抗日救亡运动。由于大师威望与影响力，日本宪兵以抗日分子罪名逮捕了大师及其弟子明旸,日本人逼迫他出任“中日佛教会会长”，企图以此控制中国佛教界，进而控制中国民众，被大师严辞拒绝。经多次恐吓刑讯,法师都无所畏惧并以绝食抗议, 因大师名播中外，在日本也有很高的声誉，侵略者无计可施，最后只好将他释放。出狱后,圆瑛法师仍住栖圆明讲堂,闭门谢客,专事著作。

大师一生著述宏富，有《圆瑛法汇》行世。其中，堪称巨著而令大师最费心力者，当数《大佛顶首楞严经讲义》。

圆瑛大师自发心注解《楞严经》直至最后完成，历时五十年。大师发心注解时年方二十四岁，在听讲《楞严经》时，因古来注解《楞严经》者不下几十家，令大师甚费心力，用心过度以致身患“血疾”，以此因缘大师发心重新注解、弘扬《楞严经》。

解放前夕，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教友和弟子，催促法师到南洋安度余生。法师均以“我是中国人，生在中国，死在中国，决不他往”来作为复信，婉言谢绝。

1953年5月，圆瑛大师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第一任会长，同年八月十二圆寂。圆寂前，大师对身边弟子遗言嘱托“发菩提心，严持净戒，弘宗演教，利乐人天”。稍停片刻后，又说：“为法为人为证菩提，爱国爱教爱护和平。”这不仅仅是法师对后辈学人的谆谆教诲，也是法师自己一生弘法利生，无私利众的写照。 

1953年底，中国佛教协会在大场佛教公墓修建了圆瑛大师纪念塔，虚云老和尚、应慈法师、能海法师分别撰写塔铭，弟子明旸法师撰写略传。纪念塔于2010年底迁至金皇讲寺永久供奉。2012年，圆瑛大师纪念塔被市文广影视局、市文物局列入《上海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名录》。

法师一生跨越新旧两个时代，在跌宕起伏的时代大潮中，虽已出世但毅然入世，创立抚孤护难、扶贫济困、赈灾救灾等各种慈善事业，济世救世。 

明旸长老（1916-2002）是圆瑛大师的嫡传弟子。为临济正宗第四十一代祖师，曹洞正宗第四十七代祖师。10岁听圆瑛大师讲经，并由其剃度出家。从此，随侍圆瑛大师身边，直至圆瑛大师圆寂于宁波天童寺。长老一生禀承圆瑛大师爱国爱教、弘法利生精神，为佛教文化的复兴、古刹的重建、僧才的培养、对外的交往、慈善公益事业殚精竭虑，用尽心力。

1990年，宁波慧日禅寺住持上传下喜法师即在上海圆明讲堂亲近明旸长老，并在其足下受三皈五戒；1995年于明旸长老足下受具足戒。

圆瑛大师一生精研教理圆融通达、利益众生无我忘躯的大菩萨精神，是我等弟子学习的楷模。值此大师圆寂日之际，愿我等弟子学习祖师大德之愿行，深入经藏，真修实行，早日彻证本来离苦得乐究竟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