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是好消息,李文亮的同事康复了
2月24日晚,央视《新闻1+1》栏目,在白岩松连线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视频中,张伯礼院士讲述了李文亮同事获救的事迹:某医院的三名患者是李文亮医生的同事,患者病情都比较重。之前只是尽量抢救。
北京刘清泉教授亲自去看诊三名患者,与张伯礼院士共同研究配方。患者喝了中药汤剂以后,情况好转。到现在已经用药将近十天,病人的状况大为好转。其中两个已经能完全复原了,从死亡边缘拽回来了。
·李文亮走了
2月7日凌晨2点58分,李文亮医生去世。他曾在微博中分享过他接受的治疗,一直采用抗生素、激素、抗病毒类药物和高流量吸氧治疗,我们没有看到中药介入。这不禁让我们想:假如李文亮医生用上中药,或许是另一个结果。
李文亮三位同事之前也像李文亮医生一样一直采用了西医治疗,在2月14日左右也转为危重症,医院在尽力抢救。
接下来,或许是从国家中医队不断传来中医药疗效的好消息,让院领导抱着一线希望,请刘清泉教授和张伯礼教授会诊,采用中药治疗,把其中两个患者从死神手里抢回来了。这也说明中医绝不是“慢郎中”,危重症中医同样能发挥作用,能救命。
很多时候,我们在争论用中医还是用西医,不为别的,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我们希望减少死亡率,希望一个都不少,虽然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是减少死亡是完全能做到的。因为,中医抗疫是在抗击历史上500多次的瘟疫(有确切记载的300多次瘟疫)中成长起来的,它是能救命的!
中医抵御了中国历史上321次大型瘟疫
据中国中医研究院最新编辑出版的《中国疫病史鉴》,从西汉到清末,中国至少发生过321次大型瘟疫。中医药与各种瘟疫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生死对决,在有限的地域和时间内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
“中国古人非常重视传染病。”《中国疫病史鉴》主笔、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负责人梁峻对记者说。据介绍,两千多年前的医著《黄帝内经》中就有预防传染病的记载;从汉代起,医书里都把传染病作为重点项目加以关注;晋朝葛洪的《肘后方》记载了“虏疮”(天花)、“狂犬咬”(狂犬病)等;其后的医书对疟疾、麻疹、白喉、水痘、霍乱、痢疾、肺结核等急性传染病及其辨证治疗办法都有明确记载。
西汉史料载:“民疾疫者,空舍邸第,为置医药。”这意味着当时政府为控制流行病而建立了公立的临时医院,说明中国早在公元2年就对传染病采取了隔离措施。
中医人痘为世界带来种痘免疫学,挽救了20亿人的生命
中医的人痘术传入英国后,启发了西医的医学家琴纳于1796年发明牛痘接种术。
以下且就近百年来中医治疗传染病的医案,试举数例,以见中医的神奇。
1956年丙申年
石家庄爆发了流行乙型脑炎,西医控制不住,疫情越来越重。不得已周恩来请名中医蒲辅周把脉开方。蒲老结合运气学说,根据石家庄久晴无雨(属暑温)的气候情况,清热解毒养阴,以白虎汤,大见奇效,治愈率高达90%以上,疗效远超世界水平,拯救了上万人的生命。
1957年丁酉年
北京也开始流行乙型脑炎。西医还是不行,还是求诸中医。还是蒲老出手,从当地的气象和当年的五运六气出发,考虑到北京多年阴雨连绵,湿热交蒸,属湿温(不同于暑温)。改用白虎加苍术汤、杏仁滑石汤、三仁汤等中药方剂化裁,以芳香化湿和通阳利湿的中医思路进行治疗,使疫情很快得到控制。
1958年戊戌年
广州流行乙型脑炎,国医大师邓铁涛针对暑热伏湿之证,同样用中药对证施治,疗效亦达90%,大大降低了死亡率,同样挽救了上万人的生命,且完全无后遗症。
2003年癸未年
非典爆发。北京用的是西医,但死亡率非常高,人心惶惶。而广州在邓铁涛老中医的指导下,用中医来治疗非典,死亡率即降成零。北京最后不得已,使用超大剂量激素才勉强治愈了患者。但患者康复后导致股骨头坏死,后患甚大。
明朝中医吴又可古方治愈现代非典病毒
明朝末年的中医名家吴又可在创作《瘟疫论》时肯定没有想到:360年后,他为防治传染病所开的一剂药方又被现代人用来应对一种全新的非典病毒。
新加坡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的陈鸿能博士给中国中医研究院的李经纬教授打来电话,推荐用“达原饮”预防非典“效果很好。”“达原饮”正是明朝名医吴又可的那剂药方。当时非典型肺炎正在北京等中国20多个省市以及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肆虐。非典疫情爆发后,中国的中医药专家就提供了多个预防药方,药店的煎药机24小时运转,中药企业成为非典时期不衰反荣的行业之一,拯救了万千患者。
屠呦呦:中医为世界带来青蒿素
屠呦呦从中国传统医学中寻找灵感。在东晋名医葛洪的《肘后急备方》中“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启发下找到了灵感,发现了青蒿素。在当下中国疟疾早已不再是常见疾病, 2013年全国疟疾发病者只有3896人,这可能让人们并不知道青蒿素到底是多伟大的发现。但在蚊虫肆虐的东南亚、非洲以及南美,疟疾仍然威胁着数亿人的人类的身体健康乃至生命安全。青蒿素的发现已经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
欧洲人向清朝重金买下中医防治天花的人痘,如获至宝,传入欧洲100年后,欧洲逐渐摆脱瘟疫的黑暗时代,从此走向繁荣富强。
中医对瘟疫和病毒的认识与西医是不一样的。张伯礼院士引用了《黄帝内经》中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解释到:“中医治疗它,往往不仅仅或者说不主要针对病毒,针对的是人体的抵抗力,提高人体的正气,让人体自己调动内源性保护物质,来跟病毒做斗争。”
中医治的是生病的人,西医治的是人生的病。
新冠肺炎是自限性疾病不假,但不治疗你试试看!伊朗43例新冠肺炎病例中短短四日已经死亡8例,其中15个新增的确诊病例是在24小时内出现3人死亡,死亡率近20%。死亡速度之快,死亡率之高,如何解释?
张伯礼院士在谈到中医药作用时,指出两个指标:第一,病人痊愈的时间缩短。它是自限性疾病,8-9天自己好了,中医干预5-6天好了,这可以说明中医药的疗效。
笔者从新闻上看到:2月19日,贵州省遵义市2名新冠肺炎患者,经中医药全程参与治疗,从确诊入院到出院时间仅用5天。贵州省新冠肺炎患者平均住院时间由中医药介入前的16.1天下降到介入后的10.2天。贵州的数据可以为中医药疗效背书。
张伯礼院士前不久参与的一项对照研究,也显示中医药的参与缩短了病程。
(点击查看大图)
中西医结合组多个指标好于纯西药组
第二个指标,是轻症转重症比例。轻症不转重症,截断了病势,这个指标比痊愈时间缩短更关键。2月19日晚在同样的节目中,白岩松连线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专家王辰。当白岩松问道:方舱医院轻症转成重症的比例高吗?王辰院士回答是2%-5%左右。张伯礼院士的回答则是:364名中医医护人员整建制接管江夏方舱医院,中医为主导的治疗中,近400名患者中无一例转重症,治愈50人。这个数据可以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在中医药早介入、全程深度参与的广东省,重型和危重型病例大部分转轻症,有的则治愈出院,也可以说明中医药的疗效。
2020年2月13日深夜,一则重磅新闻曝出:
1 月 23 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仝(tóng)小林接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紧急通知,他被任命为国家中医医疗救治专家组的共同组长,受命开赴武汉治疗新冠肺炎。
仝小林:同时我也认为,在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中医应该更早地介入、全程地介入。这是非典、新冠肺炎等重大疫情的中西医结合实践给我们的启示。
下图为《人民日报》微信平台1月28日发布的应对此次新冠疫情的第四版诊疗方案其中的中医药方:
……(案例太多,篇幅限制,不一一截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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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则不杀虫子,它把垃圾清理出去,让屋里干净,屋里就没虫子,虫子垃圾送到外边去,病毒很难适应外边的环境,冻死了。
这个故事说明了中西医的差异,中医不管你病毒怎么变,重视的是改变病人的内在环境,注重的是求因治病。西医重视的是那个结果,也就是病毒。见病毒就要杀,必须去研究“特效药”,研究“疫苗”才能行。在没有研究出来之前,只能是支持性治疗,靠自身免疫系统自己工作。而病毒可能会变异,于是陷入到不断的研究中。
中医是标本兼治,而西医则只是治标。
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感到自豪,我们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中医宝藏!
对于重症患者,西医的呼吸支持、循环支持等生命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有了这些支持才能挽救生命,中医这时是配角,但又是不可或缺的。张伯礼院士举了两个例子:中药生脉饮、生脉注射液或者独参汤可以改善血氧饱和度。血必净可以延缓炎症风暴的发展。
而在2月18日召开的广东新闻发布会上,钟南山院士谈到:他个人很重视中药在实验室对新冠病毒的作用情况,正在关注中药能不能阻止病毒进入细胞,以及减少炎症风暴。一旦实验室有一些证据的话,他认为这些中药是可以放心使用的,特别是一些早中期的病人。
希望国人对中医从不了解到了解,从偏见——中医只能“治未病”,中医是“慢郎中”到正见——中医不慢,它能救命,它能大大节约社会公共资源的浪费。中医强势崛起,应该得到更广泛的认可,应该得到更深度的配合!
在此次疫情防控中,中医药的成效令人瞩目,并且还将继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江夏方舱医院首位院长、北京中医院院长刘清泉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表示:中医抗疫,不因质疑而停止努力。他说,“实际上,质疑和反对,来自于不了解”,“在中国,中医西医各有所长,只有互相帮助互相借鉴,才能取长补短,取得的结果也将能既大于中医又大于西医,共同构成中国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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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殊师利勇猛智
普贤慧行亦复然
我今回向诸善根
随彼一切常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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