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玄奘大师】玄奘精神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深远影响
· 真实玄奘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玄奘”的名字有些陌生，人们熟悉的是《西游记》中的唐僧。
《西游记》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经典的力量是勿庸置疑的。自明代吴承恩创作《西游记》以来，一个阴柔懦弱、性别不明的唐僧形象已经深深地铭刻在中国人的心里。在人们津津乐道于孙悟空的时候，唐僧的原型，玄奘大师却被扭曲、被误读。几个世纪的时间里，真实的玄奘大师越走越远，逐渐离开了中国人的视线，只剩下一个轮廓模糊的背影。
但历史上，真实的玄奘大师被称之为“民族的脊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世界文化名人录》里，只有两位中国人，一是孔子，另一位就是玄奘大师。这位震古烁今的圣贤形象，在近现代国人的文艺作品却遭遇着无情的戏谑和解构。
这一事件、这一现象，在历史的星霜下，最痛心疾首的事莫过于此，也是最值得我们反思和追问的。玄奘大师那种追求理想、为法忘躯的伟大精神已经深深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鲁迅先生称他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在中国历史上数以百计的求法僧人中，玄奘大师行迹的广阔和成绩的卓越，都超过了他的前人和后继者，他是我国佛教优良传统最典型、最圆满的体现者。
著名学者周国平也曾评论，“忘记玄奘大师是可耻的”。
大师生平
玄奘大师（公元602-664），隋唐时人，杰出的翻译家，法相宗的创始人。大师自幼聪慧敦厚，温文尔雅，仪表非凡，跟从仲兄诵习儒道经典，勤学不懈。大业八年（612年），洛阳选拔二十七人出家为僧。
主考大理寺卿郑善果见玄奘年纪虽小，却对答出众，问他出家目的何在。大师答道：“意欲远绍如来，近光遗法。”主考赞许他器宇非凡，志向高远，破格以沙弥身份录入僧籍。大师11岁时即能背诵佛经，14岁发愿“远绍如来，近光遗法”，15岁学《涅槃经》《摄大乘论》；20岁在成都空慧寺受具足戒，并学习戒律，后又北上受习《成实论》和《俱舍论》。在长安，听当时佛门大德法常、僧辩二位大师讲《摄大乘论》，质疑问难，纵横论辩，众时贤深为其智慧与才学所折服，赞叹他为“释门千里之驹”，法师也因此誉满京城。
因为当时对一些重要的理论有较大的分歧，大师发愿西行求法，直探原典。贞观元年（627年）大师结侣陈表，请允西行求法，但未获唐太宗批准。
遍访名师，弘扬大乘
即便有“冒越宪章，私往天竺”之患，然而求法决心不改。几番周折，终踏上求法征途。
从长安出发，一路往西，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经过西域、翻越葱岭、横穿中亚的大草原，才能抵达印度。在荒无人烟八百里莫贺延碛沙漠，四夜五天里，玄奘大师滴水未进；在风声鹤唳的峡谷，遭遇强盗；在幽暗阴森的城堡，被卷入一场谋杀……每每都是心里默默祈祷观世音菩萨和念诵《心经》，“不至印度终不东归一步，宁可就西而死，岂东归而生？"的决心度过一次又一次考验。对玄奘大师而言，活着最有意义的事无疑就是前往西天取经，将佛法发扬光大。"宁死也不能掉头”靠着这种信念玄奘大师只身一人，长途跋涉西行五万余里赴天竺求法，历经生死磨难，凭着坚定的毅力和无上的信念，终抵达印度那烂陀寺。
那烂陀寺是当时佛教的最高学府，戒贤论师是寺里地位最崇高的导师亦是该寺院住持。玄奘大师从戒贤论师学习唯识学，被列在十位上首弟子之内。在此间的六年中，大师刻苦学习佛教经论，钻研诸部法义。此后，大师游历五天竺圣迹，遍访名师。后来玄奘大师作《制恶见论》得到戒贤论师等人的高度赞赏。戒日王在当时是各国的盟主。他信仰大乘佛法，是那烂陀寺的护法。在拜读了玄奘大师《制恶见论》后，极为推崇，便在首都曲女城举行无遮辩论大会，大小乘僧及婆罗门等共七千余人到场参加。戒日王礼请玄奘大师作为大会论主，弘扬大乘法义。
大师在会上讲述了《制恶见论》的要旨，提出“真唯识量”的论点，并悬之于会场外。一连十八天，没有一个人能改动《制恶见论》里的一个字。会后，十八位国王和诸多僧人、学者在玄奘大师座下皈依了大乘佛法，大师成为印度宗教哲学的最高权威，获得了“大乘天”、“解脱天”的美誉。
在异国的土地上，他被奉为“先知”；在佛陀的故乡，他成为智慧的化身；因为他的缘故，大唐的声誉远播万里；就连他脚上的麻鞋，也被信众供为圣物。
愿守戒缁门，阐扬遗法
然而，他再次放弃了一切荣耀，再次踏上返回故土的旅途。公元643年，大师载誉启程回国。回到长安，举国上下空巷迎接之时，大师却一人独坐静室。在历尽艰辛的十九年后，他冷静审思，毅然决定投入到译经的事业中去。
唐太宗曾两度劝其弃道辅政，大师均以“愿守戒缁门，阐扬遗法”为由推辞。太宗只好遵从大师志愿，辅助他的译经事业，建立了长安译经院，下诏翻译法师取回的经典。
玄奘大师译经图
孜孜不倦：把全部的心血和智慧奉献给了译经事业。
玄奘大师组织了一套包括证义、缀辑、录文、证梵、安字在内的翻译班子，分别在长安弘福寺、大慈恩寺、玉华宫等寺院都开设了译场，专心译经，分秒必争，白天没有完成的工作，必定要在晚上继续完成。每天译经结束，还要诵经拜佛，直至三更才睡，然后五更起床，继续翻译。译出《大菩萨藏经》，《瑜伽师地论》。自永徽至显庆之间，玄奘大师译出了毗昙类经典，晚年译出六百卷的《大般若经》。他还把《老子》和《大乘起信论》翻译为梵文，正因为这样，持《大乘起信论》的非中国撰述的学者，都以玄奘大师此译为论据。玄奘大师主张“既需求真，又了喻俗”的译经原则，创造性提出“五不翻”，成为中国佛教译经史上的“新译”标志。
玄奘大师回国后的近二十年内共译经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五十卷，占去整个唐代译经总数的一半以上，相当于中国历史上另外三大翻译家译经总数的一倍多，而且在质量上大大超越前人，成为翻译史上的杰出典范。玄奘大师的译介重点是瑜伽行学派和说一切有部论著，又对般若经做了系统的编纂。另外还著有《大唐西域记》等作品，一些表、启、书等则收入《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
玄奘大师所译《波罗密心经》
玄奘大师在译完《般若经》后，自觉身体大不如从前，知道无常将至，便向寺众和弟子欢喜辞别：“玄奘此毒身深可厌患，所作事毕，无宜久住，愿以所修福慧回施有情，共诸有情同生兜率天弥勒内眷属中奉事慈尊，佛下生时亦愿随下广作佛事，乃至无上菩提。”
玄奘大师圆寂前，有弟子问：“和尚决定得生弥勒内院否？”大师报云：“得生。”后，右肋而卧，安然舍报。
唐高宗惊闻玄奘大师舍报噩耗，哀伤不已，反复说：“朕失国宝矣！”玄奘大师出殡当天，五百里之内，四众送葬者有100多万。当夜留在白鹿原墓地为玄奘大师守灵的四众弟子有300万人之多。
舍身为法，矢志不渝
唐太宗说，他最为其所敬重者，则为玄奘大师！梁启超说他是“千古第一人”。在我国历史上对玄奘大师的评论莫过于他的同时代的道宣律师所作的概括：
“听言观行，名实相守；精厉晨昏，计时分业；虔虔不懈，专思法务；言无名利，行绝虚浮；曲识机缘，善通物性；不倨不谄，行藏适时；吐味幽奇，辩开疑议。实当代之英贤，乃佛宗之法将矣。”
就这寥寥数语，玄奘大师的高尚人格、学业成就和求精务实的精神已跃然于纸上，影现在我们的眼前。与很多人相比，玄奘大师的一生近乎单调——他人生的大部分时间仿佛只是在行走、译经，然而他在简明的人生中，为人类创造了史诗般追求真理的征程，为中国翻译了成千上万卷经书。玄奘大师是一位具有多方面品格、业绩和特色的历史人物。他的人格是卓越而伟大的，他的业绩是多方面而光辉的，他的贡献是广泛而杰出的，
玄奘大师一生的成就，圆满践行了“远绍如来，近光遗法”八字大愿。46岁以前是远绍如来为求圣法而无厌，46岁以后是近光遗法，翻译著述诲人不倦；46岁以前在上求，46岁以后在下化；真实履践了菩萨的成佛之道。受此八字指引、努力实践、成就道业，是玄奘辉煌一生的圆满写照。
他终其一生舍身为法，矢志不渝。正如鲁迅先生所言，玄奘大师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民族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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