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真大师圆寂纪念日

农历五月初六

鉴真大师圆寂纪念日

唐代律学高僧鉴真大师，又称过海大师、唐大和尚，律宗南山宗传人，日本律宗始祖，著名医学家。应日本留学僧请求先后六次东渡，弘传佛法，促进了中日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公元763年6月25日（农历五月初六），大师于日本唐招提寺住处结跏趺坐，面朝西圆寂，终年76岁。

鉴真大师不仅戒律精严，学问渊博，更以五行五止而不负日僧礼请，年高目盲而不舍东渡传教之精神，为中日两国僧俗所崇敬。日本人民称大师为“天平之甍 ”，意为大师成就足以代表天平时代文化的屋脊。

年少出家求真知

戒学高明化群生

鉴真大师，俗姓淳于，扬州人。《宋高僧传》记载：“鉴真随父入扬州大云寺，见佛像，感动夙心，因白父求出家，父奇其志，许焉。”大师14岁于扬州大云寺出家，后18岁受菩萨戒，21岁受具足戒，随后“巡游二京，究学三藏。后归淮南，教授戒律。江淮之间，独为化主。于是兴建佛事，济化群生。其事繁多，不可具载。”

鉴真大师的菩萨戒授戒和尚道岸律师、具足戒授戒和尚弘景律师，俱是文纲律师的高足，文纲律师是南山律祖道宣律师的授法弟子。可见鉴真大师的戒律渊源得南山之真传。两位授戒大师不仅戒学高明，而且旁通他宗和世间学问，对年纪尚轻的鉴真大师影响重大。

大师26岁左右，回到扬州，开始弘法生涯。“准南江左净持戒者。唯大和尚独秀无伦，道俗归心，仰为受戒之大师。”在大师主持下，建塔立寺80余所，造佛像无数，制袈裟3000领，写佛教一切经3部各11000卷，宣讲律学数百会，大师还亲自煎药、施济贫病，同时培养了大量佛门僧才。

五行五止不负请

一片精诚照太清

奈良时代前期的日本，僧伽制度不完备，没有一定的师资进行正规授戒。于是，圣武天皇便派遣唐使团出使中国，选定日僧普照、荣叡为留学僧，主要任务是礼请一位律学高僧赴日传戒。

普照、荣叡两位师父几经周折，来向鉴真大师请求派遣弟子赴日。在众弟子堪忧性命不愿前往的情况下，大师“是为法事，何惜性命”，发愿亲自前往。

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时年56岁的大师带领随行弟子及诸艺术匠师，开始了艰难的东渡生涯。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政府当局的阻拦、僧俗信众的不舍挽留，五次渡海均告失败。

第一次出行，有僧人认为同行赴日的高丽僧人品行不端，高丽僧人心中不满，遂到官府诬告僧人勾联海盗，于是官府没收了海船。

第二次出行，因船只不敌海浪冲击，不得不返航修复。

第三次出行，船只不幸在舟山遇风暴触礁。鉴真大师一行被困荒岛，忍饥受冻三天三夜，后被救至明州（宁波）阿育王寺安歇。

第四次出行，时隔五年，为了躲避朝廷注意，鉴真大师派遣弟子前往福州购得船只，但在赶往福州的路上被官府发现，所购船只也被官方查没。

第五次东渡从天宝七年至天宝九年，历时两年，行程万里，颠沛最甚。途中遇飓风，淡水尽，五天五夜仅靠几粒米维生，第七天喜逢降雨才解危机，之后海上漂流约半月至海南岛，大师一行人过海到了广州，准备北上。此时大师因劳累过度，加上南方炎热，患了眼疾，不久竟双目失明。接着，日本僧人荣睿法师在途中病逝、大师得力弟子祥彦法师圆寂坐化。

这一次东渡对大师的打击最大，虽饱受苦难但他不改初心，更发下“不至日本国，本愿不遂”的誓言，这种为法忘躯，九死一生精神，千秋之下尤令人敬佩不已。

六渡扶桑无惧难

传道弘艺偿夙愿

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日本使者再到扬州，更请大师东渡传法，这一年大师已经六十六岁，距离他发愿东渡弘法，已经过去十一年。前五次遭受的挫折，没有动摇大师东渡的决心。面对日本使臣的邀约，他毅然决定再次东渡。

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十一月十五日，六十六岁的鉴真大师搭乘日本遣唐使船再次上路，从苏州黄泗浦出发，扬帆东去。五天以后，顺利抵达冲绳，终于东渡成功。

历时十一载，期间有人迁化，有人离开，有人加入，只有大师和日本使者普照、弟子思托不顾生命，始终六渡，并终实现所愿！

大师抵达日本后，受到日本朝野上下盛大而热烈的欢迎。后大师在东大寺设立戒台，为日皇、皇后、太子及众僧授戒。日皇敕授其“传灯大法师”位。随后，大师与当时僧界保守势力进行论辩，令他们折服而放弃旧戒，接受大师授新戒。从此形成了凡经鉴真大师授戒者，才为日本正式僧尼的局面。

公元757年，日本天皇将一位亲王的旧宅赐予大师。大师即于此建造了著名的“唐招提寺”。从此，大师开始了在日本的弘法生涯，讲授戒律的同时，又培养律学僧才。大师虽然双目失明，但凭着超常的记忆力，组织写经与校对。唐招提寺成了日本的律学中心，被后世尊为日本律宗本山。

在传播佛法的同时，鉴真僧团对日本建筑、绘画、书法、语言、医学等方面都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玄奘鉴真  取经弘法

教史双璧  法云永垂

玄奘法师与鉴真大师同为唐代高僧，玄奘大师“西天取经”，鉴真大师“东渡弘法”。玄奘大师进一步引进外来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兼容并蓄的广阔胸怀；鉴真大师对外弘传华夏文明，展现了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博大精微。

两位法师堪称中国佛教史乃至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之“双璧”，成就了一“取”一“舍”的伟大创举。他们舍身为法的精神和百折不挠的气慨，也必将随着佛陀正法的弘传、在后世四众佛子中永久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