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机与高阳公主，竟是千古谣言！

蜚声中外的《大唐西域记》由玄奘口述、辩机撰文而成，是一部有关西域的历史地理名著。而本应与《大唐西域记》一样名称普闻众所知识的辩机，却因一段无稽之言，被世人口诛笔伐。

南京大学杨维中教授在《中国唯识宗通史》中论及唯识宗的创立时，专门辟有一节论述奘门弟子及其贡献，谈到辩机，他说：“在当代，辩机是位被历史迷雾遮蔽的僧人。原因在于今人轻信《新唐书》《资治通鉴》关于他与高阳公主通奸而被杀的记载，而无论从文献考据还是事理上推断，此事都绝非真实。”

把辩机与高阳公主绑缚在一起的记载，最具代表性的是宋仁宗嘉佑五年（1060年）成书的《新唐书》。

在《新唐书·高阳公主传》中写道： 

合浦公主，始封高阳。下嫁房玄龄子遗爱。……会御史劾盗，得浮屠辩机金宝神枕，自言主所赐。初，浮屠庐主之封地，会主与遗爱猎，见而悦之……至是，浮屠殊死。

这是这个事件以“正史”的姿态出现的第一次记录。我们看其中与辩机有关的文句。“合浦公主，始封高阳”，高阳，地名，今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其时是合浦公主的封地，故又称她为高阳公主。

“会御史劾盗，得浮屠辩机金宝神枕，自言主所赐”，事情发生在“玄龄卒”（贞观二十二年七月）之后，一个小偷被御史捉到，搜出金宝神枕，小偷说是从辩机住处偷的，御史询问辩机，辩机说这是公主给的。在家人供养出家人物品，金银财宝，哪怕是金宝神枕之类的皇家之物，都很正常，但接下来这几句就蹊跷了。

“初，浮屠庐主之封地”，初，指事发（御史劾盗）之前某个时候，具体时间不明；浮屠，指辩机；庐主之封地，庐，名词用作动词，在公主的封地结庐。离开京师，到千里之外的公主的封地保定市高阳县去结庐，这本身就很离奇。

在《大唐西域记》卷十二《记赞》中，有一段辩机的自述：

辩机远承轻举之胤，少怀高蹈之节，年方志学，抽簪革服，为大总持寺萨婆多部道岳法师弟子。

据《续高僧传》等史料记载，辩机的师父道岳法师于隋炀帝大业八年（612年）入住大禅定寺（唐武德元年改名大总持寺）。贞观八年秋，奉皇太子李承乾召住普光寺，任上座。贞观十年春二月，圆寂于普光寺。

辩机“年方志学，抽簪革服，为大总持寺萨婆多部道岳法师弟子”，也就是说，辩机出家至少是在贞观八年秋前，出家时为十五岁，依循律制，当于五年后二十岁时受具为比丘，随后更依新学比丘法——“五年学戒，十年不离依止”。

贞观十九年六月，辩机以谙解大小乘经论、为时辈所推的资格，入选玄奘译场，是九位缀文大德之一。在译场转到大慈恩寺翻经院时，他依然列席，参加翻译。

如《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

夏六月戊戌，证义大德谙解大小乘经论、为时辈所推者，一十二人至……又有缀文大德九人至，即京师普光寺沙门栖玄、弘福寺沙门明璇、会昌寺沙门辩机、终南山丰德寺沙门道宣……又有字学大德一人至，即京大总持寺沙门玄应。又有证梵语、梵文大德一人至，即京大兴善寺沙门玄谟。自余笔受、书手，所司供料等并至。

“（京西）会昌寺沙门辩机”，表明其时辩机所常住的寺院是在长安的会昌寺。也就是说，在贞观十九年之前，辩机不可能如《新唐书》所述那样“庐主之封地”；在玄奘译场参译期间，更不可能外出结庐独居。

“浮屠庐主之封地，会主与遗爱猎”。我国古代典籍中常将公主简称为主。公主通常有封号、封地（汤沐邑）。公主的封号通常有三种：以国名，称某国公主，如宁国公主；以郡（县）名，称某某（郡或县）公主，其郡（县）仅仅指公主汤沐邑（食邑）所在地，而非“郡（县）主”，如唐太宗第五女李丽质（长乐公主），贞观二年（628年）年仅八岁，“诏封长乐郡公主，食邑三千户”；以美名，以各种褒义词命名，如文成公主、安乐公主。高阳公主不会到其封地去当地方官、去居住，新旧唐书中也没有房遗爱到高阳县为官的记载，而说他俩忽然有雅兴离京千里到高阳县打猎，也很离奇。但就是这么几句文，令辩机蒙冤九百多年。

更奇怪的是，在早于《新唐书》的《旧唐书》里，未曾提到辩机与高阳公主这一事件。

《旧唐书》成书于后晋开运二年（945年），高祖至武宗以前都有完整的实录，书中根本没有提及此事。而在一百多年后，宋朝欧阳修、宋祁等史学家重编唐史时，在《新唐书》中补上这一笔，于是从宋仁宗朝（1060年）开始，高阳公主和辩机的事件成为“正史”。

正如幻生法师在《〈大唐西域记撰人辩机〉读后述感》中所质疑的：“《新唐书》与《资治通鉴》，其史料都是属于同一来源，不能作为彼此互证；至于以后出现的史书，其中或有所记，都是根据《新唐书》而来的，不能用作文献资料的旁证。《旧唐书》没有高阳公主的传记，在房玄龄传一段文字里，也未说到辩机被杀的事，《新唐书》列传作者——宋祁，不知道根据什么史料而记载此事的？”

在《宋高僧传·唐简州福聚寺靖迈传》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即居慈恩寺也，同普光寺栖玄、广福寺明浚、会昌寺辩机、终南山丰德寺道宣，同执笔缀文，翻译《本事经》七卷。

《大唐内典录》及《开元释教录》中记载：

《本事经》(七卷九十四纸)，唐永徽年玄奘于长安译。

《本事经》七卷，(见内典录，永徽元年九月十日，于大慈恩寺翻经院译，至十一月八日毕，沙门静迈、神昉等笔受)。

永徽（650年正月—655年十二月）是唐高宗的第一个年号。高宗李治，太宗第九子，贞观二十三年六月继位，次年改元永徽。

《本事经》是在永徽元年（650年）九月十日，于大慈恩寺翻经院译，靖迈与栖玄、明浚、辩机、道宣一起，“执笔缀文”，至十一月八日译毕。

在欧阳修、宋祁、司马光笔下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月前被唐太宗腰斩了的沙门辩机，竟然在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年）九月十日，于大慈恩寺翻经院玄奘译场，与靖迈、栖玄、明浚、道宣等人一起，执笔缀文，翻译《本事经》七卷！

《新唐书》、《资治通鉴》描绘辩机的文句之妄、谬，昭然若揭。

《新唐书》记述辩机的文字原本就很突兀、孤立，其他史籍的记载根本不能佐证。但如果认为《宋高僧传》记载辩机参译《本事经》在历史文献中也仅仅是一个孤独的资料，不能证明其在贞观廿三年后依然在世，这样的思维是颠倒作意——先认定《新唐书》所载文字为真，后以玄奘译经年表（《大唐内典录》、《开元释教录》）、《宋高僧传》等所记为不可信。

《宋高僧传》是宋朝官修史书，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太宗下诏编纂，端拱元年（988年）十月十八日刻版流通，其撰著者赞宁法师时在翰林院，与学士陶谷等同列，《新唐书》较之晚出七十多年；赞宁法师戒行精严，治学严谨，所记靖迈与辩机等同执笔缀文翻译《本事经》的真实性，毋容置疑。

《新唐书》由欧阳修、宋祁总其成，最终由欧阳修定版，对《旧唐书》大有增删。欧阳修与宋祁对佛教均有偏见。基于二人的狭隘思想，原《旧唐书》关于玄奘、神秀（附惠能、普寂、义福）、一行大师等人的记载，在《新唐书》内全被删除，难以反映盛唐时期的佛教风采。

《新唐书》大量采用笔记、小说，形成不少错误，颁行不到三十年，成书于宋哲宗赵煦元佑四年（1089年）的《新唐书纠谬》就举出其错误四百六十条，谓《新唐书》所增事“多采小说而不精择”，“盖唐人小说类多虚诞，而修书之初但期博取，故其所载或全篇乖牾（如代宗母吴皇后传之类）”，修撰者“不知刊修之要而各徇私好”。《曲洧旧闻》说：“《新唐书》事倍于《旧》，皆取小说。”《直斋书录解题》说：“《进唐书表》自言其文减于前，其事多于旧，此正其所为不逮（司马）迁、（班）固者，顾以自衒何哉！……今唐史务为省文，而拾取小说、私记，则皆附着无弃”，“徒繁无补”。

可见，无论从文献考据还是事理推断，《新唐书》所记辩机与高阳公主一事都并非真实。而作为玄奘法师最早的一批译经助手，辩机参译《显扬圣教论颂》《六门陀罗尼经》《佛地经》《天请问经》《瑜伽师地论》《本事经》，撰写《大唐西域记》， 其高才博识、丰富译业，委实不该被人们忘却。

本篇内容节选自 深山含笑 《读史纠谬——千古奇冤释辩机（唐沙门辩机行迹考）》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