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日〡天平之甍、文化之父、医药之祖——鉴真大师对日本深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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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真大师（688年—763年），唐朝僧人，俗姓淳于，广陵江阳（今江苏扬州）人，律宗南山宗传人，日本佛教南山律宗的开山祖师，著名医学家。

《宋高僧传》记载，鉴真随父入扬州大云寺，见佛像，感动夙心，因白父求出家，父奇其志，许焉。

大师十四岁时到扬州大明寺出家，从智满禅师为沙弥，十八岁由道岸禅师受菩萨戒，二十一岁在长安实际寺随弘景律师受具足戒。此后在长安、洛阳等地游学，得到诸多高僧教诲，钻研佛教戒律，兼及建筑、雕塑、医学等方面的知识。二十七岁回扬州大明寺，主持大明寺法务。后在扬州兴戒坛，缮道场，建寺舍，修塔宇，讲法阐律，为四万余人授戒。至四十六岁时，已成为名满江淮、“僧俗归心”的宗教首领。

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日僧荣睿、普照来唐留学，目睹中国戒律之盛况，遂于天宝元年（742）代表日本皇室恳请大师东渡弘法。大师见法缘已至则欣然应允。此后历时十一年，六次东渡，五次失败，几经绝境，双目失明亦不改其志，终抵扶桑，实现了毕生宏愿。

广德元年（763）大师在日本唐招提寺圆寂，终年七十六岁。日本人民称鉴真大师为“天平之甍”，意为大师的成就足以代表天平时代文化的屋脊。

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来自日本的使者荣睿和普照，不远千里到扬州大明寺专程拜访鉴真大师，代表日本朝廷诚邀大师东渡日本宣讲佛法。

第一次出行，因有人诬告僧人勾联海盗，于是官府没收了海船。

第二次出行，因船只不敌海浪冲击，不得不返航修复。

第三次出行，船只不幸在舟山遇风暴触礁。鉴真大师一行被困荒岛，忍饥受冻三天三夜，后被救至明州（宁波）阿育王寺安歇。

第四次出行，时隔五年，为了躲避朝廷注意，鉴真大师派遣弟子前往福州购得船只，但在赶往福州的路上被官府发现，所购船只也被官方查没。

第五次东渡从天宝七年至天宝九年，历时两年，行程万里，颠沛最甚。途中遇飓风，淡水尽，五天五夜仅靠几粒米维生，第七天喜逢降雨才解危机，之后海上漂流约半月至海南岛，大师一行人过海到了广州，准备北上。这时大师劳累过度，加上南方炎热，患了眼疾，不久竟双目失明。接着，日本僧人荣睿法师在途中病逝、大师得力弟子祥彦法师圆寂坐化。

这一次东渡对大师的打击最大，虽饱受苦难但他不改初心，更发下“不至日本国，本愿不遂”的誓言，这种为法忘躯，九死一生精神，千秋之下尤令人神往。

天宝十二年，日本使者再到扬州，更请大师东渡传法，这一年大师已经六十六岁，距离他发愿东渡弘法，已经过去十一年。前五次东渡遭受的挫折，没有动摇大师东渡的决心。面对日本使臣的邀约，他毅然决定再次东渡。

天宝十二年（753）十一月十五日，六十六岁的鉴真大师搭乘日本遣唐使船再次上路，从苏州黄泗浦出发，扬帆东去。五天以后，顺利抵达冲绳，终于东渡成功。

历时十一载，期间有人迁化，有人离开，有人加入，只有大师和日本使者普照、弟子思托始终六渡，不顾生命，实现所愿！

大师受到了日本皇室的高度重视。刚到日本便被任命为“少僧都”，封号“传灯大法师”，统领日本佛教事务，请他在奈良著名的东大寺设坛传戒。日本的天皇、皇后、皇太子及公卿以下授戒者达430余人，这是日本佛教史上第一次正规的登坛授戒。 

公元757年，日本天皇将故一品新田部亲王的旧宅赐于大师。大师即于此建造了著名的“唐招提寺”。唐招提寺被誉为“今日残存天平时代建筑物中最大而美者”，千年来屹立不倒，被奉为日本国宝。大师在此落地生根，开始了他在日本的弘法生涯。他讲授戒律，培养律学僧才。虽然双目失明，但凭着超常的记忆力组织写经与校对。唐招提寺成了律学中心和佛教文化的集散地，后世尊为日本律宗本山。

医药方面，鉴真大师在东渡日本之前就是著名的僧医，精于中国传统的医药，熟识医术。在日本期间，鉴真大师详细整理了正仓院（日本皇家和大寺院存放药物的仓库）的药物，并根据中医典籍加以订正。据有关史料记载，正仓院中有中药21柜、60种。鉴真大师虽已双目失明，但依靠手摸、鼻嗅、口尝来鉴别药物真伪，辨之无误。

《续日本纪》中记载，大师治愈了日本光明皇太后的眼疾，圣武太皇生病时，鉴真大师也亲自为其调理身体。此外，大师还广授医学、医药知识，后来整理出《鉴上人秘方》一卷，极大地推动了日本传统医学地进步与改革。因此，他也被誉为“日本汉方医药之祖”。一直到 17、18 世纪，在日本药店的药袋上，还会印着鉴真大师的图像。

同时，大师还传播了语言、文学、书法、印刷术等科学技术，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被日本人民誉为“文化之父”。正因如此鉴真大师的东渡对日本的佛学和社会生活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被日本人称为“天平之甍”。甍即是屋脊之意。日本人把鉴真大师比作为天平年间的一座高山，意思即为鉴真大师的成就足以代表天平（奈良）时代文化的高峰。

玄奘大师与鉴真大师同为唐代高僧，

玄奘大师“西天取经”，

鉴真大师“东渡弘法”。

前者进一步引进外来文化，

体现中华民族文化包容的广阔胸怀；

后者对外弘传华夏文明，

一展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博大精微。

两位大师堪称中国佛教史乃至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之“教史双璧”，完成了一“取”一“舍”的伟大创举。他们舍身为法的精神和百折不挠的气慨，也必将随着佛陀正法的弘传、在后世四众佛子中永久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