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尚”，是六和敬， 代表着人类的一种文明，一种文明的活法 ......

传喜法师与恩师悟公上人

我师父十一岁吃素，十四岁出家，在他七岁的时候，他的很多行为就会让他的家人、邻居觉得这个小孩子不凡。所以他学佛的历程是自然而然的。师父他出生在一个佛门世家，孩提时期的品行，与他后来成为一个出家人，一位大德法师，就非常地相应。

我们普通人想，人总是有少年时期，总是有一个孩子成长过程的那种灿烂的年龄。当我们大家在想象那样的一个年龄阶段时，我师父就已经踏入佛门了，而且十四岁出家就受戒，受戒之后就报进了学戒堂。当时的学戒堂的课程非常地满，我们有幸还可以看到当时学戒堂每天的课程表，排得满满当当。以致于我们师父常常在做早课的时候，（清早三四点钟起来做早课的）他站着都能睡着，走着都能睡着。小孩子嘛，白天晚上读书，早上那么早要起来。他人小小的，大大的头，肉肉的耳朵，所以寺院的方丈和尚、大法师对这个孩子都是爱护有加。有一次他做早课在绕佛的时候竟然睡着了--- 走着睡着了，结果一头撞在方丈和尚的怀里去了。当时我们的宝静法师对他特别地疼爱有加，有一次我们法师出门去弘法还带着他做侍者！

所以说这样一路走来，二十多岁、三十多岁、四十多岁......特别是四十岁、五十岁时，将近二十年是在人生的最逆境当中，此时这个世界的逆境在检验着他几十年的学佛功底，师父他始终如如不动！所以七九年一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之后，马上就主动地返回普陀，开始修复寺院，光大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当师父他老人家在修复普陀的时候，像我们也刚刚懵懵懂懂，我才十几岁。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时候，就是我在十八岁的时候，开始很认真地思考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人一辈子活着的意义是什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生从何来，死往何去，在思考这个。

经过苦苦地思考，十八岁、十九岁、二十岁，我在九零年皈依三宝，一皈依就吃素，就受五戒，然后又做了几年居士。在九一年第一次跟我师父见面，九三年又在普陀山遇到师父，九三年我又回访大佛寺。到九三年年底的时候，只要一想到我学佛，想到大概我作为一个居士的身份，在这一辈子要结束了，这个时候汗毛都会竖起来的！所以越来越觉得我应当走上出家这条路，应当更深入地去继承这个文化，与当时的想法相应的一句话叫“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

从十八岁对人生的追问，到二十八岁正式出家，我也自然地迈出了这一步！我出家当天上午也是供斋，我师父的这个传承就是出家要供僧，要给全体僧众磕头，这样整个僧团就知道你出家了，你成为我们僧团的一分子了！所以供完斋，我自己也匆匆地用完斋饭，然后到师父这里礼谢的时候，师父看到我，很是开心！我给他磕完头之后，他开心地看着我，说：“诶，头还挺光嘛。”因为我师父很喜欢说这句话，他说“和尚头光，不怕年荒”。这和尚只要头光光，不怕天灾人祸的，这人间就很吉祥的；只要有出家人在，有修行人在，吉祥就在！

那时候我剃着这个光着头，穿着出家人的衣服，师父看着我特别高兴。然后就说：“准备准备，去买飞机票。”好了，我吃了中饭，给师父一说，师父马上就交待我，我下午就返回上海买机票。所以后来我们师父也到上海，我们挂单在玉佛寺，然后从上海坐飞机，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坐飞机，师父带着我，我们从上海飞到太原，那是一九九四年。

作为我出家人这个生命来说，师父就像我的父母一样，给予我这个出家人的身份，让我在这人间有了这样一个特殊的身份。这一个特殊身份，它不再代表是我，剃除须发是剃除我的烦恼，我的烦恼当中是以“我”、我执、我见是最重的烦恼。所以我们这身衣服，我们这个形象，乃至我们这个名字“和尚”，六和敬，它都代表着人类的一种文明，一种文明的活法。这个行走在人间就是文明在人间的一种标志，就是对这个世界的一份提醒，一份昭示、传承。所以就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个人、个体了，他是一个“文化”人，甚至可以代表三宝的！

当一个文明的世界很成熟的时候，当它的低级趣味被转化、净化的时候，这个美好的人间才是真正美好的人间！这个转化过程中我们要修什么呢？我们要把人里面的动物属性，把里面的不文明的东西去掉，剩下来的我们生命的能力，我们的六根，我们的喜怒哀乐，我们的慈悲喜舍都提纯净化了，都变为天地间最美好的了，与文明世界的转化就相应了。

所有善良有智慧的人，都是希望这天下的人民安乐幸福，这是社会美好的一个境界，无论古今中外都是这样。所以作为佛弟子，一方面我们说要戒恶，但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扬善。真善美，我们要让它在人间显现，要把我们的生命力转化到这种真善美的事物上来！

—— 传喜法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