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端午话安康 | 一个永远绕不过去的话题

端午节这一天，人们吃粽子、划龙舟、挂菖蒲、悬艾草，主要纪念三位历史人物：屈原、伍子胥、曹娥，也是来纪念历史长河中那些浩然正气的人，纪念他们感天动地的志向、孝道和气节。

战国时期楚国诗人、政治家（约公元前339年——约公元前278年）。

屈原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兼管内政外交大事。他提倡“美政”，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后来，屈原遭贵族排挤诽谤，先后被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他在流放中，写下了忧国忧民的《离骚》、《天问》、《九歌》等诗篇。

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京都。眼见家国倾覆，屈原在巨大的忧愤和绝望下，于五月五日写下绝笔《怀沙》后，抱石投汨罗江自尽，以身殉国。

屈原生活在战国时期，离我们现在将近两千三百年了，作为世袭制的贵族，他保的不仅仅是楚王，实际上也是周天子的臣民。 

春秋末期吴国大夫、军事家（公元前559年—公元前484年）。

公元前494年，夫椒之战，越国大败。越王勾践请和，伍子胥力主一举消灭越国，但吴王夫差为伯嚭所谗，又急于北上与齐争霸，不听劝告。后来，伯嚭诬陷伍子胥有谋反之心，夫差听信谗言，赐剑令伍子胥自尽。

伍子胥愤恨之余，留下遗言，要家人于他死后把他的眼睛挖出，挂在东城门上，他要亲眼看着越国军队灭掉吴国。吴王夫差极怒，于五月初五日把伍子胥的尸首用鸱夷革包裹抛于钱塘江中。

伍子胥死后九年，吴国果然被越国所灭。

伍子胥虽然只是为吴王效力，但他重道义、轻生死，既然忠心被人误解，那宁愿赴死，视死如归。体现了一个人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优良品格。

会稽上虞人（公元130年—143年）。相传其父曹盱在五月五日迎伍神（伍子胥）的祭祀活动中溺于舜江（今曹娥江）中，数日不见尸体。

当时曹娥仅十四岁，昼夜沿江号哭，过了十七天，在五月二十二日投江。五日后，曹娥的尸体抱父尸浮出水面，就此传为神话。

县府知事令度尚为之立碑，让邯郸淳作诔辞颂扬。因此相传端午节亦为纪念孝女曹娥之日。

离我们最近的曹娥女，距今也超过一千八百年了。为什么在中华文明史上要铭记她？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她的孝心不可想象啊！一个“国”的文明，最后还是要落脚在“家”上的。这种孝心就是构成家族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是“家”文化里最浓厚的一种情感。 

这三位历史人物，曹娥是为家，代表亲情孝道；伍子胥是为诸侯国；屈原是为天下。千百年来，端午节寄托着中华民族对这种清风高节的祭奠和怀念，承载着人们对崇高精神的深深呼唤、对博大胸怀和高尚生命境界的无限向往。

老祖先把这个话题一年一年重复着，从外在的艾草可以清心、排毒，菖蒲挂在门头可以辟邪，到建立高尚的精神世界，再到我们道德的“防火墙”，启发我们深刻思考这些话题。每一年思考到一些，我们的生命境界就会得到一次提升。

中华文化里，很重要的一个人生方向就是立言、立德、立行，实现这三不朽。为社会作贡献、利益大众，这是生命的一个外延。除了独善其身，还能兼济天下；除了老吾老，还能孝敬人之老；除了幼吾幼，还能爱护天下的这些未来的花朵。这就构成了我们一个奉献的人生、积极的人生。我们在屈原、伍子胥、曹娥的身上，就能看到了他们具有这样的生死观。

中国人说“死生亦大矣”，在我们传统文化里，对生和死有着极为广泛而又深入的思考。生命的存在不仅仅只有肉体上的过程，更有其应该达到的精神境界。虽然人的生命有限，但人的精神可以超越有限而达到永恒，这成为中华文化的普遍共识。

生死观的最高目标是超越生死之困，达到死而不亡、不死不生的理想境界。《道德经》的开篇第一句便是“道可道，非常道”，道作为万物的根源是永远不会枯竭死亡的，它存在于周而复始的运动中，是万物产生与存在的动力与依据。

《道德经》第三十三章提到“死而不亡者寿”，这是老子对于“死”和“亡”的区分。人的肉体必有一死，但肉体的死并不等于生命的消亡，只要我们能驾驭道德的翅膀，那么得道的人就可以超越有限而达到与道同体的境界，生命就可以死而不亡，这就是“寿”。所以修行的目的，就是寻找一种能够回归大道的途径。

认为人生是无常的，宇宙中不存在永恒的东西，有生就有死，宇宙中万事万物都是因缘而生、因缘而灭，迁流不息。人死之后，并不是永远的消失，而是依生前所做行为产生的善恶业力，继续在六道中轮回，所以生死相续的过程不会中断。

没有觉悟的时候，生命就活在这个变灭无常里，活着就像一个死亡程序，佛教里称为“生处中阴”，像梦一样。所以，千百年来仁人志士都在说“大梦谁先觉”，觉了，就不在这个阴境、不在梦境状态里了。佛陀于菩提树下成道，揭示生死的根源，目的就是为了让众生从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不再受轮回的痛苦。

所以，我们学佛的重点就是开智慧，是内心的觉悟，是了悟不生不灭。此生若得觉悟，就是最大的价值；此生如果制造了下一次轮回，那它毫无意义。所以最重要的，所有的一切都围绕着“觉悟”这个主题。

“不觉名众生，觉悟是佛陀”。当我们没有觉悟大道的时候，我们都叫凡人，是众生。当每一个众生觉悟的时候，我们就是觉悟者，觉悟者就叫“佛陀”。Buddha翻译过来就是“觉悟的人”。

我们中国文化里说“人人皆可为尧舜”，人人可以成为圣贤的。我们佛教叫每一个众生都有佛性，每一个众生都有觉悟的资本。在这一点上，众生完全是平等的，所以我们才要弘扬佛法，来启迪我们的心智、共同觉悟我们的佛性。

我们前面讲了关于端午主要的三位历史人物，这是具有人文性的一种纪念，同时端午还有其本然的大道性的一面，越是上古时期，对“五月初五”就越重视。  

中华民族的远古文明都是跟大道有关的。我们的文字，叫“文以载道”。“文”，是无形的大道垂化于人间的一种指引。文是有形的，道是无形的，以有形的“文”诠释无形的“大道”，这是文的神圣功能。所以仓颉造字才会“天雨粟，鬼神泣”，它把大道显化到人间来，让每个人都有思考和学修的机会。  

近代以来，中国很多重大的考古发现也都指向大道。对于一个集结成国家的群体而言，最核心的构成就是“祀”与“戎”。“祀”，是“人天相应，人天合一”的程序，就是人是可以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是可以从生老病死进化到不生不灭、寿同天地、德合日月的；那“戎”，就是保护这种秩序有效地运转。  

这三位历史人物都是以“死”名垂千古的，在他们的生命里，有一种比肉体生命更加宝贵的东西——父母子女间，子女的至孝之心；君臣之间，为君为臣的操守；个人与天下间，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这些都是超越肉体生命的。

生命的死亡除了肉体属性，还有家族属性，一个家族如果没有香火了，这就叫绝后了，这是中国人很在意的；还有社会属性，就是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他在这个世间所有的创造，是否还在这个世界存在。儒家最后的理想是“人天合一”，即通过生命与道的合一，与天地同寿，德合日月。

佛教认为，在众生的根性里，还有一个“德合如来”、“皆具如来智慧德相”的身体，我们念“阿弥陀佛”，就是念无量光无量寿的那个“我”，那个“我”在圆满的状态就是阿弥陀佛，就是十方诸佛。

这个话题，不仅是儒家的、道家的、佛教的，佛教的八宗、八万四千法门，乃至我们整个人类的古老文明，都贯穿其中，叫“一以贯之”，以大道就可以把地球上各民族、各远古的人类文明都贯穿起来。

《三字经》曰：“三才者，天地人。”人这么渺小，怎么能与天地并称呢？在中国字里，上面一横为天，下面一横为地，当中一横为人，如果能天、地、人贯穿，这就叫“王”。“王”字上面有一点大道，你能追随于大道，那就叫“主”，你就能做自己的主人公了。

每个人除了生物学的DNA、人文素养的基因，最高的境界就是合乎“大道”、契入宇宙。合乎大道的过程，就是心智成熟的过程。生理、心理的成熟，不过是生命阶段性的成长，心智成熟才是生命成熟的最主要标志。很多人终其一生没有进入到心智成长的阶段。只有通过信仰，才能开启心智这个话题，打开心智成熟的大门。

这个信仰的建立是很不容易的，但一旦你的理性建立了，你决定往这方向走，这就是你的生命之“端”，千里之行，你迈出了第一步。

这个纯阳之道，从佛教来说，就是我愿意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之心，我们要追随佛陀，成为佛的弟子，去践行祂的法，把一切贤圣僧作为修行的伴侣、现前的引导者。当你决定的那一刻，这就是你的“端阳”。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每年要来纪念。当端阳的内涵越来越隐化、越来越没落的时候，用佛教的话就叫“无明”，实际上就是失去了观察的能力，好像合上了眼睛一样。不追寻真理，活在肤浅的层面里，大多数人都是这样。

而当学习了中国传统文化并从中获益的时候，当我的生命开始慢慢被充电、长养，产生了生命成长的喜悦的时候，我就很感叹：我们的老祖先太伟大了！我们的老祖先没有对不起我们，心心念念、时时处处都为我们留下遗产。就连端午吃粽子，他们都在这个习俗背后承载文化，把文化的大餐、道德的能量打包好，在时空中存储着，让后人年复一年地在这个节点上去“加油”，去摄取这个精神食粮。

人生的足迹，实际上是我们的思想决定的。在这个端午节，我们既赞美了屈原、伍子胥、曹娥女这样高贵的情操、高尚的生死观，也再一次复习了儒家、道家、佛教的生命观，继而思考怎么样树立起我们正确的生命观。

所以学习这个话题，最主要的受益者是我们自己。祖先的道德是超时空的加油站；祖先行之有效的，经过时间、人类检验的，无副作用的文明，可以通过超越时空的文脉，给每一个干枯的心灵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