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迎华诞，国泰民安

2025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六周年的日子。

爱国爱教一直是中国佛教界的优良传统，从古至今的高僧大德们，用自己的言谈举止或实际行动，不断践行着既爱国又爱教的光荣传统。

巨赞法师（1908—1984）

1949年的10月1日，站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开国元勋中，有一位出家人，他就是在抗战时期做出突出贡献的爱国高僧巨赞法师。在抗日战争期间，巨赞法师带领“佛教青年服务团”到长沙前线进行宣传等活动。1941年，巨赞法师与道安法师创办《狮子吼》月刊，继续宣传抗战与佛教革新运动，为佛弟子践行爱国护教做出了典范。

圆瑛大师(1878—1953)

圆瑛大师毕生热爱祖国，反对外来侵略，维护世界和平事业。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英勇行为是最使人钦佩的大德懿行。

七·七事变爆发后，在危急关头，圆瑛大师召开中国佛教会的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中国佛教徒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且担任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

1939年，因积极响应抗日，被日本宪兵逮捕投进监狱。狱中受尽日军的严刑拷打、残酷折磨，但坚贞不屈，始终保持了爱国僧侣的崇高气节与民族大义。

新中国成立后，被选为首届中国佛教协会会长，1953年，临终之前留下遗嘱：“愿我全国佛教徒同心同德，积极参加爱国运动，致力于和平事业，应思利民护国、饶益有情，乃成佛之基，众善之首。”一代爱国高僧的民族气节值得我们后人去思考、去学习。

太虚大师(1889—1947)

太虚大师一直具有高度的爱国热情，抗战期间，身为当时佛教领袖的他带领中国佛教界积极投入抗日救国大业。

七·七事变前，太虚大师撰文指出，中国想要不被吞并或分割，对于“外来的强邻侵逼，尤非武力抵抗不为功”。他明确地指出，佛教徒虽说反对杀生，“但当侵略者破坏国家伤害人民时，则任何人皆负有抵抗之义务，为正义而引起战争惨杀，虽甚遗憾，然实不得已之事”。

七·七事变后，作为佛教领袖的太虚大师带领全国佛教界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去。他通电全国，呼吁国内外佛弟子同赴国难：“因为国家对于吾人有保护教育恩，故吾人当献身国家而报之……无论信佛与否，皆与国家有密切之关系，故吾人当有爱国之思想，而不容自外也。”

弘一法师(1880—1942)

抗战时期，弘一法师身患重病，忏悔自己不能为国为民做什么。看淡生死：“大病从死”。自己处于生死边际还不忘救济难民，付嘱寺院当家师，把禅房寮房多腾出些，救济难民，共甘苦、同患难，并把别人赠送的一付贵重的眼镜卖了换作粮食，救济灾民。弘一法师开示：“念佛不忘救国！”

1937年10月，日本侵略军逼近厦门，友人劝弘一法师内避，弘一法师则表示“为护法故，不怕枪弹”。日本侵略者侵占我国国土、残害我国同胞的时候，弘一法师号召全国佛教徒，奋起抗战，赶走日本侵略者。他那种保国护教，凛然不屈的精神，不能不使听者为之动容。

倓虚法师（1875—1963）

东北抗日联军司令、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赵尚志殉国后，他的头颅被运往长春。日本关东军最后决定将赵尚志的头颅焚烧灭迹。

就在准备焚烧时，般若寺住持倓虚法师及时赶到。经过倓虚法师的智慧周旋，终于将赵尚志将军的头颅保护了下来，掩埋在般若寺内。

虚云老和尚（1840-1959）

1936年，全国处于抗战救亡紧急关头，虚云法师提议全寺大众每日礼忏二小时，为前线官兵祈福消灾；全体大众减省晚食，节积余粮，献助国家赈济灾民。

1940年，广州沦陷，至1941年，广州曲江县严重缺粮，饥民甚众。虚云法师乃将诸方善信供养的果资20多万元，悉数交与粤省政府以为赈济灾民之用。

印光大师（1861—1940）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省沦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目睹这刀兵连绵、尸骸遍地，印光大师痛心疾首。1937年的一天，有人引领日本军官到灵岩山寺找印光大师，日本军官拿出当时日本修订出版的《大正藏》大藏经，赠送给灵岩山寺，可印光大师当即拒绝。法师态度严正，立场鲜明，毫无畏惧，保持了民族气节，激发了僧众的民族尊严和爱国赤诚。

悟公上人（1921- 2005）

抗战全面爆发时，悟公上人转赴浙江宁海广仁寺任副寺，兼宁海县僧众救护团分队长，带领僧众深入前线，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救死扶伤、护送难民。上人先后担任或兼任过二十几座寺院的方丈或名誉方丈，重建、修复古刹数十处，建刹安僧不遗余力，一生为法忘躯，功德巍巍，堪称爱国爱教之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