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台话端午之生死观 || 中国人的生死观

中国人说“死生亦大矣”，在我们传统文化里，对生和死有着极为广泛而又深入的思考。生命的存在不仅仅只有肉体上的过程，更有其应该达到的精神境界，虽然人的生命有限，但人的精神可以超越有限而达到永恒，这成为中华文化的普遍共识。我们看一下自古以来的贤哲们，是如何看待死亡的。

儒家首先对于生命是极其珍重的，孔子在《孝经》里说到，“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人的身体四肢以及毛发皮肤都是父母赐予的, 不能对其毁坏或损伤。

但同时，孔子也一再强调，如果一个人拥有长寿, 却从来不注重自我修养，也从来没有创造过个人价值、社会价值, 那实际上虽生犹死。人生的意义不在于一味地贪生，而在于追求仁义道德。当生命和仁德“二者不可得兼”的时侯，决不能贪生怕死损害仁德，而应当义无反顾，舍生取死。

儒家是以创造不朽的生命价值来对抗死亡的。在《论语》中，孔子谈到了管仲因立功，伯夷和叔齐因立德，而永为后世称道的不朽意义，因此有“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的说法。就是说，人的生命只能留驻一世，因功德而来的名声却可以流芳百代，一个君子离开人世的时候，最担心的是名声不能被称颂。

但这并不意味着为名而名，对名声的担心，实际上是担心自己无能、无品、无行，我的生命对这个世界没有做过什么正面的贡献。正如孔子所申明的：“君子病无能焉, 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如果一个人有实德的话，不被了解也没有关系的。

关于生命的不朽，最著名的就是《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提到的“三不朽”，这也成为几千年来中国人关于“不朽”的不刊之论。这是春秋末年，鲁国的叔孙豹和晋国的范宣子，对于如何才能算得上“死而不朽”进行辩论时所提出的标准。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

在叔孙豹看来，仅凭祖上的恩德而获得荣誉只能算是“世禄”，而不能称为“不朽”。就像我们现在说，你是富二代，你的生命就会不朽吗？不会的，不朽一定是自己创造的，这个很重要。很多人都希望唾手可得，“躺平”就能得到那最好了，实际上在2500多年前就已经讲到，惟有经过自己的努力，立德、立功、立言，且能持久被人认可，才能算作不朽。

明朝的儒者罗伦有言：“生而必死，圣贤无异于众人也。死而不亡，与天地并久，日月并明，其惟圣贤乎！”圣贤不同于一般人之处，只是他生前能在道德、事功和学问上为社会有所建树，虽死，其精神可“与天地并久，日月并明”。

儒家并不以死为苦，宋朝大儒张载的《西铭》里，最后两句就是：“存，吾顺世；没，吾宁也。”如果一个人生前能随顺这个世间有道德地活着，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那么当他离开人世的时候，将是安宁的、问心无愧的。儒家痛苦的是什么呢？“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从个体来说，品德不修，学问不求，知义而不力行，看到缺点却不改正，这是我所忧虑的。而更大的痛苦，是社会理想未能实现，“苦在德业之未能竟”。

因此，儒家认为人活着就应该创造更多有益于自身和社会的价值, 这样的生命才有意义, 死亡也会使人的生命由有限变得无限。张载的“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千百年来被誉为中国人的“精神绝句”。要探求天地真知，要为天下百姓谋求幸福，要继承古圣先贤的思想精髓，要开创一个万世太平的和谐社会，成为中国人至高的理想追求。

道家的死亡观是以“顺其自然”为特点的，生死乃是自然之事，即使整个生命最终停止了活动，也并不意味着完全逝去， 因为他只是回归于天地自然之间罢了。正如老子认为“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万物不仅由“道”创造出来，死也要复归于“道”。庄子认为构成人的自然物质是气：“人之生, 气之聚也：聚则为生, 散则为死。”生死就是气的聚散, 是大自然演变的一种形式，不必为生而喜，为死而忧。

道家视生死同观，认为“生死齐一”。生与死是完整的生命过程，亦如四季的更替。庄子妻死，惠子吊之，见庄子无有哀伤反而鼓盆而歌，便问他原因。庄子这样解释道, 妻子刚死的时候, 怎么会不悲伤感慨呢。但是想想妻子也是从无到有，妻子的死也符合自然之道。如果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生死是矛盾的统一体，相互依存、相互转化。

庄子还提出了生死如梦观。《齐物论》曰：“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不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大梦也。”生与死的界限是如此模糊，死亡就好像梦境一般，甚至可以化为崤然而来、崤然而去的蝴蝶。庄子对待死亡十分洒脱， 在“崤然而来、崤然而去”之中，光明美好的事物代替了黑暗恐怖的死亡。

道家生死观的最高目标是超越生死之困，达到死而不亡、不死不生的理想境界。《道德经》的开篇第一句便是“道可道，非常道”，道作为万物的根源是永远不会枯竭死亡的，它存在于周而复始的运动中，是万物产生与存在的动力与依据。

《道德经》第三十三章提到“死而不亡者寿”，这是老子对于“死”和“亡”的区分。“死”是指肉体死了，而“亡”则是指不存在了的消亡。人的肉体必有一死，但肉体的死并不等于生命的消亡，只要我们能驾驭道德的翅膀，那么得道的人就可以超越有限而达到与道同体的境界，生命就可以死而不亡，这就是“寿”。所以修行的目的，就是寻找一种能够回归大道的途径。

佛教认为人生是无常的，宇宙中不存在永恒的东西，有生就有死，宇宙中万事万物都是因缘而生、因缘而灭，迁流不息。人死之后，并不是永远的消失，而是依生前所做行为产生的善恶业力，继续在六道中轮回，所以生死相续的过程不会中断。

没有觉悟的时候，生命就活在这个变灭无常里，活在这个六道轮回里，活着就像一个死亡程序，佛教里称为“生处中阴”，像梦一样。所以，千百年来仁人志士都在说“大梦谁先觉”，觉了，就不在这个阴境、不在梦境状态里了。佛陀于菩提树下成道，揭示生死的根源，目的就是为了让众生从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不再受轮回的痛苦。

普通人面对自己死亡的时候，死亡就像生命的一道峡谷，无法翻越。但是学佛，有智慧了，生命成熟了，慢慢就会人天相应，当生命跟宇宙合成一体的时候，这种死亡现象就是可以超越的。所以学佛的好处就是能超越生死，甚至超越六道轮回。在死亡之前就把轮回的路断掉，这是我们修行最大的动力。拆除轮回的大厦，枯竭轮回的苦海，这是生命的意义所在。

我们学佛的重点就是开智慧，是内心的觉悟，是了悟不生不灭。此生若得觉悟，就是最大的价值；此生如果制造了下一次轮回，那它毫无意义。所以最重要的，所有的一切都围绕着“觉悟”这个主题。

所以佛陀一再警告我们，不要把这个世界当成佛国，否则你会着魔的，一定要看到它的虚假性、业力性、因缘性、不坚固性、脆弱性、痛苦性。声闻追求解脱，菩萨追求解脱，佛还是强调解脱，“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就是解脱、解脱、再解脱。

在佛法里，所有的都是以解脱为第一目的，只不过小乘是自己解脱，对于大乘菩萨来说，还要带众生解脱，哪怕一只狗掉到河里都不能不救，否则就违背了菩提心戒。佛陀往昔舍身饲虎、割肉饲鹰，这就是菩萨的境界。

中华文化里，很重要的一个人生方向就是立言、立德、立行，实现这三不朽。我们怎么为社会作贡献，怎么利益大众，这是生命的一个外延。除了独善其身，还能兼济天下；除了老吾老，还能孝敬人之老；除了幼吾幼，还能爱护天下的这些未来的花朵。这就构成了我们一个奉献的人生、积极的人生。我们在这个屈原、伍子胥、曹娥的身上，就能看到了他们具有这样的生死观。

所以儒家思想是一个非常积极、阳光向上的，这跟我们佛教的大乘思想相契合、相表里，甚至成为一种基础。达摩祖师来中国之前，他的师父就跟他说，以后你的法缘在震旦国，因为那里有大乘气象。实际上儒家思想已经铺垫了菩萨精神、建构了大乘气象，所以佛教才能够有效地在中国落地生根、发扬光大。

现在我们国家也强调这一点，说马列主义为什么能在中国取得成功，离不开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天下大同的思想、普利天下的思想，这个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也是相一致的。

圣贤是我们做人的一种典范，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要成为圣贤。不是说圣贤是圣贤，我们普通人是普通人，圣贤和普通人是有一道山、有一道河隔着的，不是的。在佛教里叫什么呢？叫“不觉名众生，觉悟是佛陀”。当我们没有觉悟大道的时候，我们都叫凡人，是众生。当每一个众生觉悟的时候，我们就是觉悟者，觉悟者就叫“佛陀”。Buddha翻译过来就是“觉悟的人”。

谁不能觉悟呢？谁没有觉悟的潜力呢？我们中国文化里说“人人皆可为尧舜”，人人可以成为圣贤的。我们佛教叫每一个众生都有佛性，每一个众生都有觉悟的资本。在这一点上，我们完全是平等的，所以我们才要弘扬佛法，来启迪我们的心智、共同觉悟我们的佛性。

古代人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诸佛菩萨有“种”，每一个众生也都有这个“种”的，一切众生皆具佛性，只要我们依着佛陀的教导去思考修行的时候，每个人都能成佛成菩萨的。